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控杀害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宣判。由6名白人和6名少数族裔组成的陪审团裁定，肖万的二级谋杀罪、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名全部成立。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审判宣布后，法庭外民众爆发了欢呼声，许多人高呼“正义”“黑人的命也是命”，有人拥抱，有人落泪。弗洛伊德的家人表示，判决结果“让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呼吸”；弗洛伊德家人代理律师本·科伦普在案件宣判后发表声明称，此案在美国让执法人员承担责任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

　　然而，极其讽刺的是，就在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大肆鼓吹肖万被定罪的“重要意义”“历史性时刻”之际，4月20日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名未成年非裔女孩被警察枪杀。防止警察不当行为的《乔治·弗洛伊德执法公正法案》还卡在美国参议院，其命运悬而未决——一些共和党议员已将肖万被定罪视为没有必要对美国司法系统进行改革的证据。

　　这一切提出了一个有待时间检验的疑问：肖万被判有罪，真的会成为美国司法史的“转折点”吗？

　　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在弗洛伊德案审理的21天里，有63人被警察枪杀，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色人种。《卫报》专栏作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非洲研究系助理教授凯莉·杰克逊指出，肖万被定罪不是可以保护美国少数族裔免受死亡和伤害的“疫苗”，监禁不能保护非裔免受警察的暴力，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也不会随着这一裁决而结束，美国黑人被视为威胁的命运也不会停止。美国民权运动家杜波依斯曾经写下“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比在美国指控一个黑人是罪犯更容易的了”，这至今仍是难以辩驳的事实。

　　肖万的有罪判决在美国这样一个被系统性种族主义困扰的国家中“非常罕见”，罕见到让人怀疑它是否会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孤例。美国戴维森学院传播学教授艾萨克·贝利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网站撰文称，肖万能够被定罪“是因为证明他犯罪的证据确凿明显，连他的前领导和同事都指证了他”，“ 尽管下次造成的伤害可能同样是毁灭性的，但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证据、不会有那么令人心碎、清晰的视频（去给涉案警察定罪）”。

　　英国《卫报》指出，美国的执法人员受到一系列保护：关于“过分使用武力”含糊不清的法律定义、强大的警察工会协议、以及源于系统中根本利益冲突引发的诸多偏见，这些都令与警察有关的死亡事故极少进入刑事审判，遑论确保定罪。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刑事学家菲利普·斯汀森的统计称，在2005年以来的数千起警察枪杀案中，不到140名警察被控谋杀或过失杀人，其中仅7名警察最终以谋杀定罪。就在几天前，在肖万被审判的法庭附近，一名叫丹特·莱特的美国非洲裔青年被白人警察枪杀，而警方给出的解释竟是这名警察“混淆了电击枪和手枪，误杀了莱特”。显然，如果不进行系统性改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美国少数族裔沦为警察滥用暴力牺牲品的命运就不会改变。

　　在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过去将近60年之后、在马丁·路德·金高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将近60年之后、在制度上的“种族隔离”被废除近60年之后，美国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仍无处不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加剧了白人与有色人种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一系列领域的鸿沟，而2020年席卷美国的新冠疫情，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鸿沟。美国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但是这“罕有的希望”若仅止于此，那所谓“历史的转折点”不过又将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 回顾美国少数族裔抗争史，人们一次次为之欢呼的“正义”，一次次被证明不过是自我欺骗的“安慰剂”。正如CNN刊发的政治评论员科尔·布朗的感慨：真正的正义，是弗洛伊德本应活着。（聂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