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大全球南方能力建设,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鲁传颖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如何让人工智能真正造福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国家和企业的专属工具，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开幕式上宣布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进展报告》，系统总结中国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成果、经验和典型案例。从开源算力平台到气象灾害预警，从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到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一个个具体实践表明，中国正在把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可落实、可推广、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在创造巨大经济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不平衡。与传统数字技术相比，人工智能不仅需要网络连接和数字设备，更依赖芯片、算力、数据、基础模型以及专业人才等一整套技术体系。技术门槛的提高，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从过去的“能否接入互联网”，进一步转向“能否开发、使用和有效治理人工智能”。全球南方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算力基础设施、专业人才和产业生态，不仅难以参与前沿技术创新，甚至可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长期依赖外部技术供给。由此，全球数字鸿沟正在向更加复杂的智能鸿沟演变。

　　坚持发展导向，以能力建设回应全球南方的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讨论主要集中于安全风险、伦理原则、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随着人工智能能力不断提升，防范技术风险固然重要，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如何监管先进人工智能，而是如何获得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发展。

　　中国将能力建设置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位置，正是抓住了这一现实问题。2024年7月，由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智能鸿沟。同年9月，中国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围绕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应用、人才培养、数据治理和安全评估等领域提出合作举措，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各国。

　　中国提出的能力建设合作强调尊重各国发展需求，通过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多种形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自身条件的人工智能发展体系。这种合作并非简单输出某一种技术或者发展模式，而是帮助合作伙伴根据本国产业基础、社会需求和治理条件选择适宜路径。

　　从联合国决议到普惠计划，再到持续推进的具体合作，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发展合作，让普惠包容不再停留于原则宣示。

　　以务实合作拉近中国与全球南方距离，让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

　　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具体国家和普通民众能否真正受益。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不断向农业、气象、医疗、工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延伸，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合作案例。

　　这是8月17日在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气象局拍摄的中国“妈祖”系统。新华社发（艾哈迈德·卡迈勒摄）

　　例如，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多个国家开展应用，为气象监测、灾害预警和风险应对提供技术支持。对于气候灾害频发、专业气象能力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类应用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公共安全和民众生活，体现出人工智能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实际价值。

　　在农业领域，中国与巴西有关机构合作开展家庭农业机械化联合研发与技术推广，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支持当地农业生产。在工业领域，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线等场景，帮助传统产业探索智能化升级。这些项目说明，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并不一定需要从高投入的前沿模型研发起步，也可以从解决具体产业问题出发，在实际应用中积累技术能力。

　　在技术基础设施层面，FlagOS等开源算力平台通过降低异构算力使用门槛，为算力资源有限的国家开展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技术选择。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和联合研究，帮助合作伙伴逐步形成自主应用和创新能力。

　　真正有生命力的国际合作在于能否帮助合作伙伴形成持续发展的能力。当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技术合作就有机会转化为更加稳定、更加深入的发展伙伴关系。

　　从单项技术援助走向体系化能力建设，中国方案不断丰富全球治理实践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提出两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重要变化，在于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合作方式更加多样，逐步从单点技术支持走向覆盖人工智能发展全链条的能力建设。

　　首先，合作内容更加系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也涵盖开源模型、数据资源、专业人才、产业生态以及安全治理。特别是通过开源开放和技术共享，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开展本地化创新，降低重复研发成本，提高技术获取能力。

　　其次，合作主体更加多元。政府间合作提供政策支持，企业通过产业项目推动技术落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发与人才培养，国际组织则发挥协调资源和搭建平台的作用。多方参与使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不再局限于传统技术援助，而是逐步形成更加开放、灵活的合作网络。

　　再次，合作机制更加完善。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同时推动建设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和治理协作提供更加稳定的组织支撑。2026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从数据、算力、开源生态、产业赋能、人才、规则、安全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八项行动，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实施方向。

　　更重要的是，中国方案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目标由“技术可及”向“能力自主”拓展。真正的普惠，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能够使用现有人工智能产品，更意味着其能够逐步掌握技术应用、产业创新、风险治理和政策制定的必要能力。只有这样，人工智能合作才能从短期项目转化为长期发展动力。

　　面向未来，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仍然面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人才供给和国际协调等多重挑战。中国需要与各方共同探索更加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完善项目成效评估，推动优秀案例复制推广，使合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能力。

　　衡量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成效，不能只看制定了多少原则和规则，更要看有多少国家能够真正参与人工智能发展、分享技术红利并有效应对安全风险。从联合国决议到普惠计划，从技术合作到机制建设，中国正在通过持续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既是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实践，也为建设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智能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

　　（新华网原创新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