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一旦爆发，方法的有效性将压倒一切道德顾虑以及对国际社会谴责的恐惧……如果这个国家认为必须征服敌人才行，那么所谓的道德约定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罢了。”1941年，日本军医北条圆了在柏林军事医学院发表题为“关于细菌战”的演讲。作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以下简称“731部队”）创建者石井四郎的助手，北条圆了此行目的是和德方“交流”细菌战“研究成果”。而被他视为“一纸空文”的，正是世界各国1925年在日内瓦订立并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半个多世纪后，在德国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分馆，年轻的德国医学生蒂尔·贝尔尼希豪森读到这一演讲的手稿。彼时，贝尔尼希豪森正在为博士论文做准备。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影响国际同行10余年；他更没有想到，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撰写的德文专著，日后将被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掘，并促成该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出版。

　　2025年10月，贝尔尼希豪森的专著《1932—1945年日本生物战部队在中国进行的医学人体实验》（见图，资料图片）中英文版首发式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行。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昳扬表示，“我们希望让更多国际读者通过这部著作深入了解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了解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立场与主张，共同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已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全球卫生研究院院长的贝尔尼希豪森也来到首发式。“这本书基于大量第一手材料，试图客观还原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他说，“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出几个明确的结论：二战中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其目的纯粹是为生物武器的开发服务，完全与医学伦理背道而驰。这不仅是历史的悲剧，更是对人类良知和文明底线的挑战。”

　　翻开这本书，贝尔尼希豪森首先从石井四郎的出身、性格和职业道路写起，从个人及日本时代背景、社会格局的角度，揭示731部队得以建立乃至不断膨胀的原因。作为医学工作者，贝尔尼希豪森对该生物战部队进行的人体实验记录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覆盖了731部队及其部署在南京、广州、北京等地的分支部队所进行的毒气、低压、伤寒、炭疽等35项人体实验。

　　正如贝尔尼希豪森所说，“我以学者的中立视角出发，让档案自己说话，拼接出历史的原貌”。为搜集档案，贝尔尼希豪森特意前往美国，挖掘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解密材料，以及日军在二战后交付给美国情报人员的人体实验记录分析报告等。历史的证据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的笔墨富有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温度和正义良知的力度。“我写这本书不仅为了学术研究。历史本身就应写得有力，用强有力的措辞来表达。”贝尔尼希豪森说。“在东京审判期间，日本生物武器研究者所进行的人体实验仅被短暂提及一次，主审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再就此问题深入调查。”贝尔尼希豪森写道。全书终章，他记录了石井四郎和数十个原731部队成员的战后生活轨迹：逃脱审判且优渥富足——可以说，这是一部医学研究者的学术报告，也是一位有良知者的非虚构写作。

　　远在德国的贝尔尼希豪森当年缘何选择这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学生的他，成功申请到录取率仅0.03%的德国国家学术奖学金，来到南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利用假期，他由南京北上哈尔滨，注意到731部队遗址。“我意识到这段历史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知，作为医学生的我之前从未听说。”贝尔尼希豪森回忆。回到南京，他把彼时能找到的书都读了，阅读中文材料尤为费力，“我借助一部汉英辞典，一点点‘啃’了下来。”回德国后，贝尔尼希豪森前去拜访德国研究一战、二战医学史的学术权威沃尔夫冈·埃卡特教授。埃卡特不仅鼓励他以此为研究对象，还欣然应允担任他的导师。

　　今年6月，由新星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1932—1945年日本生物战部队在中国进行的医学人体实验》第二次印刷，这段沉痛的历史走向更多读者。“对此，我感到荣幸和感激。今天重新出版这部书，仍然具有现实性。”贝尔尼希豪森说，“纳粹医生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促成《纽伦堡法典》的制定，这是从恐怖历史中诞生的现代医学伦理规范，是历史之于人类的意义。有关国家至今尚未写出他们应如何正视那段历史的著述。真相是历史的基石，公义是人类的良知。我希望这本书能作为桥梁，连接过去与未来，促使我们共同反思历史，为创造美好明天共同努力。”

　　作者：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