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治理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是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治理命题。竞争越激烈，越需以风险共同体逻辑凝聚共识，以多层治理结构提升协同效率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全球经济与社会运行模式，在带来效率提升与创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跨领域、跨地域的公共风险外溢。面对技术迭代加速、资本集中度上升与治理规则滞后的现实挑战，国际社会需以风险共担、规则共建、能力共享为基石，探索全球治理新范式。作为联合国发展体系的重要成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数字契约》的落地，并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共同牵头落实“确保数字经济普惠大众”的目标，其核心正是通过协同治理，让技术进步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发展也加剧了文明认知、经济民生、安全资源等多维度风险的结构性叠加。技术扩散速度远超国际规则协调周期，风险责任链条高度分散于不同主体和领域，而技术受益者与风险承担者之间的错位，进一步放大了治理难度。在这一背景下，治理逻辑必须从单一国家或行业视角，转向以“风险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多边协作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基于风险共治的逻辑，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形成“全球—国家—行业”三层嵌套的协同结构。在全球层面，应以人类共同利益和文明多样性保护为核心，建立基础性技术标准、透明度机制与跨境风险预警体系。通过公平普惠的规则设计，确保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模型开发、数据使用和标准制定中的参与权。联合国工发组织与贸发会议推动的《全球数字契约》实践表明，只有将包容性纳入全球规则框架，才能避免技术鸿沟固化为发展鸿沟。

　　在国家层面，各国需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构建差异化的监管与风险管理体系。技术领先国家应强化算法审计与高风险系统监管；发展中国家则可优先布局基础风险识别、数据主权保护与产业规范建设，通过分层分级监管提升应对多维风险的能力。

　　在行业层面，需立足技术应用场景，建立“护栏”与“刹车”机制。例如在医疗、金融、交通等领域，通过行业标准、最佳实践与企业自律，实现技术创新与社会接受的平衡。联合国工发组织在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积累的经验表明，行业协同是治理落地的重要支撑。

　　全球治理理念需通过具体制度工具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可构建以“备案制度—风险分级—公共产品赋能”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备案制度是全球协同的基础。通过将算力规模、应用场景、责任主体等纳入国际申报与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风险的前瞻识别与跨国追踪。

　　风险分级监管则有助于精准匹配治理资源。按经济、认知、安全等维度对人工智能系统划分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既避免“一刀切”抑制创新，又能对高风险领域重点防控。

　　公共产品供给是保障治理包容性的关键。联合国工发组织与贸发会议可联合推动开源安全模型、跨境风险数据库、算法审计工具等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监管与合规能力，降低参与全球数字生态的门槛。这一路径正是“确保数字经济普惠大众”目标的具体实践——只有通过技术共享与制度协同，才能让所有国家平等受益于人工智能红利。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治理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是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治理命题。竞争越激烈，越需以风险共同体逻辑凝聚共识，以多层治理结构提升协同效率。中国始终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推动普惠包容的数字化发展。联合国工发组织与贸发会议等机构应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各国在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之间找到平衡，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促进文明延续、经济稳定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

　　（作者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邹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