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千余名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制造叛乱，历时4天占领日本军政中枢机构，刺杀多名军政大员，史称二二六事件。随后，东条英机等“统制派”军人，按日本天皇裕仁旨意派兵镇压暴动官兵。这一场90年前的军人恶斗，是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其结果是“统制派”军人崛起，建立了军部法西斯“国防国家”体制，制定出体系化的亚太征战计划。

　　1936年6月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强调“整备武备”，以便“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当年8月制定的所谓《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再次确认了对外进攻性的战争原则，指出“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即通常所谓北南并进方针。翌年，日本采用“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发动卢沟桥事变，并按计划在上海、杭州方向登陆，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再至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直到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其陆海总兵力高达700余万人。

　　经由二二六事件强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人类史上少见的、极为狂暴的战争机器，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当年的日本军政体制及其征战半个地球的侵略史，还需特别关注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地域的遗毒影响。

　　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军队被解散，军事机构被撤销，和平民主力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颇为壮大。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出现战略性转变，要求日本迅速大规模重新武装，日本国力因此快速复苏，并于1954年以“自卫”之名重建陆海空武装力量。再有岸信介、重光葵那样的“战犯政治家”，重新洗白掌控国家政治，“新型军国主义”在日本渐次登场。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表现一如战前，首先是在军事领域。1970年，日本发布首部《防卫白皮书》，提出了“专守防卫”的概念，但这一原则很快被不断突破。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对敌方基地发起“先期攻击”或“抵近攻击”，类似战时日本在《帝国国防方针》中规定的“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专守防卫”原则被持续侵蚀。

　　新世纪以来，日本武装力量加速发展，相继建造了具有进攻能力的“出云”号和“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对外出售军事装备，并不断在东海、台海、南海生事。10余年来，日本安倍、岸田、高市政权相继在接近中国台湾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地推进导弹部署，炮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安保三文件”，加快强军扩武步伐，推动日本再次成为“能战”国家，且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与二二六事件后强调的“一旦有事论”一脉相承。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一书中指出，战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与现实制度安排相结合，“促成日本产生一个有形式变化的政军关系体制，但与1945年前的通行体制相比较，其本质仍将相同”。当今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在本质上与二二六事件时期的军国主义元素相同，理应引起地区各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高度警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