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评论员 唐知远

　　前不久，高市早苗率日本自民党斩获众议院超三分之二席位，在日本政坛形成“一强独大”格局。这场被日本右翼大肆吹捧的政治狂欢，却恰似一座缺乏地基的空中楼阁，光鲜表象下是日本经济持续沉沦、社会焦虑加剧的战略困局。高市上台后抛出施政纲领，以修宪扩军、对外示强为核心，非但无望破解困局，反可能将日本推向加速右倾化的危险迷途。

　　回过头看，高市这次之所以能够取得压倒性胜选，本质是日本社会积怨已久的释放，而并非是对其政策理念的认同。

　　“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经济增速长期低位徘徊，超级老龄化持续升级。65岁以上人口占比约30%，劳动力连续20年萎缩，约6成老年人仅靠养老金无法覆盖开销，近千万65岁以上老年人仍在工作，且多为体力劳动。物价不断飙升，2025年约2.1万种食品涨价，大米价格飙升67.5%，普通家庭以少吃米饭、用豆腐代替肉馅等方式节省开支。企业为压缩人力成本放弃“终身雇佣制”，超4成就业人口为非正式雇佣，总数超过2000万，较20年前增长20%。年轻一代背负压力，对未来普遍迷茫。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70%年轻人“经济不宽裕、对未来没有信心”，20岁至34岁未婚年轻人近7成与父母同住，就为了节约食宿开支。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相对贫困率达15.4%，每6至7人中就有1人陷入相对贫困状况，政府却一再削减低保额度。一位低保群体人士在电视节目中直言:“低保金额太低了，好像在催我去死”。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高市精准拿捏民众情绪，以“正常国家”“振兴经济”等口号，迎合了日本年轻一代对改变现状的期待。

　　然而，高市上台后公布的施政纲领，充斥着右翼激进色彩，同现实严重脱节。在修宪议程上，高市公开叫嚣要推动“自卫队入宪”，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约束。其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则提出要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直接设立 “国防军”。更危险的是，前段时间高市侧近人士、首相官邸高官公然发表拥核言论，外界解读为日本或将允许美国在日部署核武器，甚至可能自行研发核武器，这彻底突破了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底线，将地区核扩散风险推向新高。

　　在军事扩张方面，高市政权将防卫投入推向历史峰值。2026财年日防卫预算达9万亿日元，连续14年上涨，资金主要用于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升级国产12式反舰导弹、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等远程打击装备，同时推进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新编“宇宙作战集团”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日本彻底抛弃“专守防卫”原则，转向 “积极防卫”与“区域威慑”战略，军事力量从本土防御向远程打击、太空攻防延伸，地区安全平衡正遭遇严重挑战。

　　经济政策方面，高市提出“20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取消8%食品消费税”等，核心逻辑是大规模举债，将资金注入防卫、半导体等产业，以“战略财政扩张”拉动增长，但这一构想完全无视日本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截至2025年底，日本国家债务突破1342万亿日元，债务率近230%，居发达国家之首，2026财年新国债发行额计划达29.584万亿日元。一边是减税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一边是军费持续上涨，高市只能依赖央行购债维持财政，财政可持续性完全维系在市场信心上。一旦信心崩塌，将引发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

　　外交与地区政策上，高市将美日军事一体化作为重点，声称“台海危机时美日将联合救助公民”，企图以“撤侨”为借口捆绑美日同盟介入台海问题，本质是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以邻为壑，对外示强，煽动民粹主义，转移日本民众对经济困境、治理危机的不满。

　　高市施政的内在矛盾与现实约束将让其政权陷入多重困境。财政上，“减税+扩军+财政”三重压力形成死循环：不取消消费税则违背竞选承诺，取消则财政缺口扩大；不增加防卫开支无法满足美国要求和日本右翼期待，持续加码则挤压民生投入。高市政府希望通过量宽刺激政策重振增长动力，“推减税、增收入、控通胀”口号看似美好，但大企业和垄断资本坐收其利，难以惠及日本民众，甚至将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外交上，修宪扩军与台海挑衅引发周边国家警惕，日本在地区外交孤立加剧；经济上，受高市涉台谬论影响，日本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之间贸易与投资信心严重受挫。高市“以政治凌驾经济”正在让日本付出沉重代价。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施政纲领背后的政治逻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轨迹高度相似。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同样面临经济衰退与社会焦虑，军国主义势力以对外侵略转移内部矛盾。如今，高市政权以修宪扩军迎合民粹情绪，以对外挑衅转嫁国内危机，日本社会保守化加剧、政治制衡弱化，同当年“二二六事件”后军国主义抬头如出一辙。同历史上一样，高市利用日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与对变革的渴望，用虚幻的“国家强大”叙事掩盖了实际的风险累积。

　　高市正带领日本走向存亡攸关的十字路口，但其构筑的空中楼阁，经不起现实的考验。日本的出路，绝非重蹈军国主义扩张覆辙，而是正视自身困局，以务实态度解决发展和安全问题：对内，摒弃激进举债与军事扩张，将财政重心回归民生保障与结构性改革，以稳健政策激活经济活力；对外，坚守“和平宪法”精神，通过真诚对话化解与邻国分歧，以互利共赢拓展发展空间，避免再度沦为祸害地区的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