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 邢晓婧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林雪原】编者的话：11月18日，中日外交官员在京举行磋商，中方严肃敦促日方收回涉台谬论。本月早些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挑衅性言论，声称“台湾有事”可能被视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届时日本自卫队可能会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日本在任首相首次明确声称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高市这番言论绝非偶然的政治表态，也绝非所谓同中方的“立场分歧”，而是日本及其当政者对中日关系政治根基、日本国内“和平宪法”以及战后国际法秩序的公然挑战和背离。从今天起，《环球时报》推出“高市狂言的谬误与危险”深度认知系列报道，采访中日法学、国际政治领域专家，深度剖析日方涉台狂言背后的种种谬误及其将带来的危险后果。

　　中日通过四个政治文件达成明确共识，不存在所谓“立场分歧”空间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和底线。事实上，中日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本就建立在两国在重大历史与领土问题上达成的政治共识之上，高市涉台错误言论正从根本上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背弃长期以来的政治承诺。

　　11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日探讨复交时，中方明确提出“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蒋条约”非法无效，应予废除。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共有三处涉及台湾问题：一是在前言部分写明，“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二是在声明第二条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是在声明第三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此后，在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均重申了对《中日联合声明》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台湾问题立场的严格坚持和遵守。毛宁强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台湾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是日本政府作出的郑重承诺，具有国际法效力，没有任何模糊、曲解的空间。无论日本哪个党派、哪个人执政，都必须坚持和恪守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

　　“高市早苗的言论违反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相关条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旭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高市早苗暗示日本可能武力干涉台海局势，与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相违背，也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一款“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共识相违背。同时，这也是日方对中国发出的侵略威胁，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二款“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相违背。

　　今年3月，日本政府曾扬言“《日中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王旭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经中国人大和日本国会批准的国家间条约，国家间条约具备法律效力是国际法领域常识，日本政府也多次确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明“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所以只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有效，《中日联合声明》就具备法律约束力。日本违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声明》就是违反国际法。

　　值得注意的是，有日本媒体将高市涉台错误言论辩解为“立场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日双方早已通过四个政治文件达成明确共识，台湾问题在国际法与中日双边约定中都有清晰界定，不存在所谓“分歧”的空间，日方所谓“分歧”不过是搪塞的借口。王旭也表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是所谓“双方立场有差距”，也不是所谓“各让一步的外交谈判”，中方要求日方纠正错误言行正当合理。

　　“存亡危机事态”标准模糊、背离日本“和平宪法”

　　高市早苗言论的核心依据，出自十年前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国会通过的新安保法中“存亡危机事态”这一概念。但梳理该概念相关的法律条款和立法背景不难发现，这一概念本身就背离了基本的法律逻辑和立法初衷，即便在日本自身法律框架内也站不住脚。

　　二战后，日本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否认交战权的国策。“然而，自新安保法正式生效以来，‘和平宪法’在实质上已被架空。”吕耀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2015年，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一系列安保法案先后在日本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于2016年3月29日起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提出，需要对一系列事态进行认定并从安保层面予以应对。据吕耀东介绍，其中涉及“台湾有事”的事态认定，按照严重程度由轻到重排序依次为“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和“武力攻击事态”。总的来看，日本此举是在阐释“存亡危机事态”等相关事态含义的基础上，企图从法理层面为日本以武力方式应对“台湾有事”寻求“合法依据”。

　　日本新安保法对“存亡危机事态”的定义是“与我国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从而威胁到日本生存，从根本上颠覆了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明确危险事态”。该定义意味着日本即使在尚未遭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也可进行武力反击，使日本自卫队突破了“和平宪法”中的“专守防卫”限制，明显越过日本宪法红线。该法案通过时就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争议。

　　吕耀东告诉记者，“存亡危机事态”难以用客观指标进行认定，其定义中的“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威胁到日本生存”等要素，均可由执政党随意解释，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可以根据所谓的“自我判断”行使涉及“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的集体自卫权。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市早苗一贯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其政策倾向明显背离战后日本基于“和平宪法”的和平发展基本方向。

　　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无视，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践踏

　　“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表明，日本有意图实施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和实施侵略。与其说这是掏空‘专守防卫’，不如说这更类似二战前日本‘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借口发动对外侵略的历史案例。”王旭对《环球时报》记者直言。

　　《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奠定了战后和平秩序的法理根基。高市早苗的言论，不仅粗暴践踏了上述基本原则，更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

　　事实上，台湾归属中国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的确认。1943年，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后来苏联也参与执行），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中国等同盟国正式签署投降书，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从国际组织实践和政治层面一锤定音，明确界定台湾的唯一身份是“中国台湾省”。

　　藤田高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高市首相的狂妄言论，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无视、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践踏，是纵容日本侵略的荒谬发言，“绝不能被容忍”。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今，日方部分势力竭力回避对日本政府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承诺，诡称在台湾归属问题上，日本只是“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场，但未“承认”。这完全是日本单方面曲解国际法文件、篡改政治承诺。

　　“日中关系陷入僵局，才真的让我们陷入‘存亡危机’”

　　事实上，高市政府敢放出狂言，背后是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力量呈现出的危险变化——右翼和极右翼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被国家战略所吸收，其影响正从历史叙事扩展到国家安全、军事、对外政策等方面。高市政府上台后，宣布加速修订三份重要安保文件，并准备把原计划2027财年实现的“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目标提前两年完成。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武器，在冲绳、九州部署可机动的陆基进攻性武器，推动将民用港口和机场军民两用化。日本还计划修改自卫队军衔名称，拟恢复“大佐”等旧日本军队的军阶用语。

　　“对于我们这样来往于日中之间的人，日中关系陷入僵局，才真的让我们陷入‘存亡危机’。”一个日本朋友告诉《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藤田高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日本，右翼人士竭力不让本国民众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历史。藤田高景敦促这些人纠正错误，并强调：“日本必须永远作为和平国家存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