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中方宣布对日本参议员石平采取反制措施，禁止其进入中国境内，冻结其在华资产，并限制其与中国的商业往来。

　　谭主注意到，这是外交部在近年来公开的反制裁清单和措施中，首次针对日本政客实施反制。

　　这次对石平的反制，是以外交部令的形式宣布的。

　　这种形式并不常见。迄今为止，我国一共只有14次通过外交部令来宣布反制裁措施。其中12次针对美国，另外两次，一个是加拿大，一个就是日本。

　　这次制裁有何特殊之处，又反映了中国反制能力的哪些变化，谭主想分享一些看法。

　　这次的反制对象石平，原是中国人，26岁赴日留学，45岁转为日本国籍。在此之后，几乎在所有涉及中日关系的敏感议题上，他都罔顾事实：

　　不仅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台独”分裂分子；

　　还支持日本政要参拜日本靖国神社；

　　并声称钓鱼岛并非中国领土；

　　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

　　2009年起，他在日本右翼媒体长期散播不实言论，至今数百期，几乎期期都在抹黑中国。

　　一个“只会发表歧视性言论”的政客，并未赢得日本民众信服。

　　恶行累积，中方便依据相关法律，对此人采取三类反制措施。

　　这几条措施，彻底斩断了此人与中国的往来。

　　此前，日本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客遭遇过中国如此烈度的制裁。

　　在中方宣布反制措施以后，有一些疑问，这些制裁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谭主不妨替石平拎一拎当下的形势。

　　今年7月，63岁的石平以“比例代表”的身份首次当选日本参议员。也就是说，截至9月，他才刚担任参议员两个月。

　　所谓“比例代表”，并不是在某个选区直接击败对手，而是依靠所属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得票比例分配到议席。

　　他的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席主要依赖大阪选区。

　　而大阪这座城市的发展，与中国紧密相连。

　　从经贸角度看，大阪长期是日本西部的物流和批发中心，与中国贸易往来最密切；

　　从经济结构看，占大阪经济四分之一的批发零售业高度依赖中国游客。仅心斋桥大丸百货一家商场，今年一季度来自中国游客的免税销售额就同比增长了45%。

　　因此，一旦失去与中国的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阪。

　　而一个靠大阪选区维系议席的参议员，如果因个人行为切断了与中国的往来，又能保有多少政治影响力？

　　这一点，维新会内部心知肚明。

　　更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大阪世博会的筹备。

　　早在2021年5月，大阪主要企业就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获得了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联合项目的7500万美元（约83亿日元）贷款，用于能源相关建设。

　　大阪在关键项目上的资金链，与中国存在联系。可以说，正是维新会内部有识之士在推动着这一系列合作。

　　如果完全切断他与中国的往来，对一个依赖大阪选区的参议员来说，无异于自毁前程。

　　总体看，中方的态度始终很明晰，中方始终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建设性管控分歧，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过，面对石平之流的挑衅，中国仍会拿起多元的反制工具进行反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宋国友告诉谭主，长期来看，制裁的本质并不在于石平个人，而在于震慑和约束，让更多人意识到错误言行的危害。

　　换而言之，这次制裁更大的意义在于警告其他日本政客和反华势力。

　　如果把外交部历次关于反制的表态和文件放在一起看，会发现走到如今首次公开制裁日本政客这个阶段，中间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2019年12月。

　　当时，外交部开始通过发言人表态宣布制裁，正式公开确认采取反制行动。2019到2020年基本如此。

　　第二个转折出现在2021年3月。

　　中方首次对制裁对象公开、且明确采取三类制裁措施。同年，《反外国制裁法》正式颁布。

　　《反外国制裁法》明确规定可对制裁对象采取多种措施。

　　法律一出，制裁的做法也就有了标准化的框架。

　　第三个变化出现在2022年12月。

　　当时，外交部部长签署外交部令，对余茂春等人实施制裁。这是首次以正式外交部令方式执行，标志着我国反制裁工作的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告诉谭主，制裁本身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法律表达，首要作用就是威慑。它意味着，只要存在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中国就可以动用法律工具库进行反制。最新这次对日参议员的制裁也说明中方的手段正在趋向成熟、体系化。

　　《反外国制裁法》除了明确的三类措施，还留有一条“其他必要措施”。

　　霍政欣跟谭主分享，我国的反制工具箱里，不光有《反外国制裁法》，还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经济工具。需要的时候，都会适时使用。

　　那些妄图散布涉华不实言论的政客，也得掂量掂量后果。

　　关于制裁的目的，专业人士也跟谭主分析，反制裁的核心是让相关企业和个人更加谨慎，不敢明目张胆去损害中国利益。对个人的政治得失，只是制裁的目的之一，真正重要的是“波及效力”。

　　这种效力，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是直接波及的范围。

　　不论是个人、亲属，还是组织，都可能成为反制对象。

　　《反外国制裁法》明确规定反制对象。

　　针对机构，制裁往往直击高层；针对个人，则延伸到直系亲属，但制裁的核心都是威慑。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制裁对象涵盖军事相关实体、政治人物、非政府组织，甚至智库和研究机构。

　　第二，是对外部的震慑力。

　　从数量变化也能看出来，制裁有波峰和波谷。比如2021年大规模出台措施后，2022年数量明显减少。去年制裁数量又大幅增加，今年则有所侧重。

　　2021年与2024年，相关方频频对我发起挑衅，中方对此有力回击。

　　这个节奏本身，恰恰体现了我国制裁手段的针对性，也是波及效力的体现。

　　也正是在这样的波及效力的影响下，在今年整体数量缩小的同时，制裁的对象范围却在不断扩大。

　　早些年，我国的反制多针对欧美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但今年以来，范围已经首次延伸至菲律宾、日本等。

　　这种延伸，说明我国反制能力的影响力和持久力正在同步提升。

　　所有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清楚——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通过法治手段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相比诉诸武力或单边霸凌行为，中国采取的是法治化的方式。未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这些措施的效力还会越来越强。

　　谭主最后想说，石平只是一个案例，但背后的信号非常清楚：

　　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底线不可触碰，也完全有能力、有法律基础、有经验，通过多层次、多手段进行有效反制。

　　对于那些想通过挑衅或政治炒作获取短期利益的个人或机构而言，应当且行且小心，且言且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