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南北山脉相夹形成了一大片川道，再加上楚河穿行而过，红河遗址所处的区域，像极了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考古队中方现场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史砚忻如是说。

　　红河遗址航拍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从“双子星”到楚河流域第一大城

　　在吉尔吉斯斯坦期间，“2025丝绸之路万里行”采访团专程来到了红河遗址。据史砚忻介绍，从2018年开始，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考古队便选定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个红河遗址的精准测绘工作，并理清了第三佛寺的范围，基本可以确定以红河遗址为代表的楚河流域城市群，兴起于公元5—6世纪，并在公元7世纪，与碎叶城一起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并共同支撑起了这一区域的繁荣。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

　　碎叶是唐朝经营西域设置的重要军镇，更是玄奘西行途经地，也有专家认为，这里就是诗仙李白的出生地，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不过在史砚忻看来，当时被称为新城的红河遗址也不遑多让，两者应该是“双子星”的关系，就像长安与洛阳、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不过根据考古成果显示，两座城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碎叶是在公元11世纪后走向荒废，而红河却在同一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成为楚河流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红河遗址第三佛寺考古发掘现场

　　按照联合考古规划，本年度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寻找红河遗址城墙、城门和交通主干道等遗存，逐步搭建起整座城市的框架结构，让后续的发掘工作具有更加清晰的科学目标和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对第三佛寺的“解剖”，明确建筑的功能分区、毁弃年代等信息，从而以小见大为后续的大遗址考古提供参考样板。

　　寻城：“土里找土”的中国办法派上大用场

　　站在正在发掘的红河遗址第三佛寺遗址最高处，西边还能看到地表上凸起的城墙遗存。不过再往北，城墙便消失在了一片广袤的苜蓿地之中。来自陕西的技工张胜林和自己的同伴使用考古探铲，不断地进行着钻探作业。探铲带上来的土壤，可以为专家寻找古代城墙遗迹提供直观的线索，这也是中国城市考古一直秉持的“土里找土”理念。

　　来自中国的考古技工正在使用探铲寻找埋藏于地下的土遗址。

　　史砚忻称，张胜林是来自咸阳原的“老把式”了，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在同样以土遗址为主的红河遗址派上了大用场。“吉尔吉斯斯坦同行起初是持有保留意见的，怀疑钻探真能给寻找地下遗存提供准确线索？但事实证明，中国的考古理念与技术还真实现了前苏联专家和当地考古学家之前没有实现的工作目标。”

　　考古是诞生于西方的学科，在传入中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充分结合本国实际，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史砚忻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团队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在知识结构、学科传统上的差异，使得磨合成为必然。“好在工作成果让吉尔吉斯斯坦的同行逐渐理解并接受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方法与技术。同时，对方的考古经验与研究方法，也在合作的过程中被陕西考古人充分吸收借鉴，这种学术上的磨合，也带动了文化上的交流。”

　　证史：文明交流充分彰显丝绸之路精神

　　按照史料的记载，公元5—6世纪，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的粟特人，逐渐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向东发展，在楚河流域扎根。这一历史时间也得到了考古成果的证实——根据苏联考古学家科热缅科统计，这一地区发现的近二十座古代城址，各城间普遍相距10—14公里，从而形成了一片城市群。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粟特这个民族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之中。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是推动东西方商贸往来最重要的人群。从某种程度上讲，以红河、碎叶为中心的楚河流域的城市群，就是粟特人向东寻找更大商机的前沿，来自本土和西方的商品、文化、技术在这里汇聚，再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再后来，随着唐朝国力的蒸蒸日上，来自中原地区的商品、文化、技术也开始反向传播到这里，进一步推动了楚河流域城市群的发展。于是楚河流域便形成了中原文化、绿洲文化、草原文化相互交汇，彼此融合，共存共兴的繁荣景象，成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缩影。

　　起点新闻记者 敬泽昊 杜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