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5月30日在香港举行，中国、塞尔维亚、肯尼亚等33个国家现场签署公约，成为创始成员国。《环球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来自中国香港、塞尔维亚、肯尼亚和阿根廷的调解员、前外交官、媒体人士和学者，他们一致认为，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填补了全球治理在国际争端调解领域的空白，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更高效、合理、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的需求。与此同时，国际调解院的成立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智慧，有望为实现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中国在构建更民主的世界秩序中发挥引领作用”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平等世界论坛主席日瓦丁·约万诺维奇曾于1998年至2000年担任南联盟外交部长，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某些西方大国对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法律体系持质疑、忽视甚至公然违反的态度，令人感到不安、无法接受，昔日的南斯拉夫和现在的塞尔维亚正是直接受害者。他表示，当前国际环境下，需要建立更高效、合理、独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

　　“与此同时，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再次彰显了中国在构建更民主的新世界秩序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约万诺维奇表示，“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伙伴，在支持和参与设立国际调解院方面，塞尔维亚既有更大的责任，也将拥有更多机遇。”

　　肯尼亚资深媒体人乔伊斯·钦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非洲长期对现有世界秩序感到不满，准确地说，是对由西方建立的、无视非洲国家及其文化敏感性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感到不满。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带来的痛苦历史也在非洲民众心中种下不信任的种子，使得非洲难以真正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他接着说：“在33个创始成员国中，超过10个国家来自非洲，其中包括肯尼亚，这不足为奇。国际调解院的成立让非洲国家看到了一个平等的、用于对话协商的建设性平台，人们对其能够努力结束持续的武装冲突抱有期望。”

　　钦比补充道，尽管联合国已经建立了各种争端解决机制，但其中并不包括一个政府间调解组织，“中国意识到国际冲突解决机制中这一关键的缺失环节，并通过成立国际调解院作出回应”。他说：“这个史无前例的调解机构得到广泛支持，被认为是实现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最现实途径。”

　　阿根廷学者玛丽亚·何塞·哈罗·希尔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际秩序缺乏通过平等对话解决争端的有效机制。尽管海牙国际法庭等机构可以提供裁决，但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全球治理的一大空白，对于推动公平解决冲突、维护国际法权威、加强多边合作也至关重要。

　　香港是促进全球对话的“理想之地”

　　国际调解院的总部设在香港，其对于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受到关注。《环球时报》驻香港特派记者注意到，在5月30日的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现场，每位嘉宾的座位上都摆放了一个蓝色纸袋，里面有一栋西式古典建筑的3D立体折纸，白色的大楼上印着黑色的“国际调解院”中英文字符，简约大气，典雅庄重。

　　位于香港湾仔告士打道的国际调解院总部大楼，由1932年建成的历史建筑旧湾仔警署大楼改建而成，距香港会展中心步行不到10分钟。《环球时报》记者6月5日在现场看到，大楼外墙已粉刷一新，唯有铭牌处尚被遮挡。各出入口被铁栏与水马封住，内部装修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香港特区政府最近表示，正在全力推进大楼的翻新工程，最快今年年底正式启用。

　　虽然记者没能有机会进入大楼内部，但根据特区政府此前发布的报告，改建工程将尽量保存该历史建筑的特色元素，如外部的拱廊，内部的木门窗、壁炉以及外围的圆形炮塔等。在地面层将增设安检区域、接待处、展览区和纪念品店、会议室，楼上三层增设调解设施、会议室、图书馆、办公室等。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是香港仲裁师协会认证的调解员之一。他认为，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香港特区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决策，充分利用了香港作为国际枢纽的独特优势。他分析称，香港成熟的法律体系、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广泛的国际联系，为国际调解活动提供了理想平台。

　　马恩国认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特区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这意味着香港既能借助本地法律的灵活性，又能保持稳定性，还能使国际调解院成为真正中立的平台，减少地缘政治猜忌、促进更广泛的参与、增强各方对调解结果的信任。此外，香港还是全球替代性争议解决领域的领先者，拥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以及精通跨境商业、海事和投资争端的资深调解员。

　　阿根廷学者希尔表示，中国香港是连接亚洲与西方世界的桥梁，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国际商业传统和法律专业底蕴，香港特区成为促进全球对话与争端解决的理想之地。香港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国际化视野，使其适合承载多边倡议。她同时称，为了有效履行这一角色，香港必须保持中立立场，抵御全球权力不对称带来的压力，确保与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均衡、公平互动。

　　“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调解有许多优点”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中，为何调解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的这一问题时，非洲记者钦比给出一个数字：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至少有120场正在持续中的武装冲突，如今的武装冲突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说：“国际调解院寻求将对话置于暴力之上。几十年的流血事件表明，世界和平与安全不会通过武器和军备来实现，而是要通过调解达成和平协议。”

　　在马恩国看来，大国竞争加剧导致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陷入“瘫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阻碍了集体行动的推进。解决争端的关键在于对话，但由于对抗方缺乏互信且存在利益冲突，直接谈判鲜少发生，促成谈判的努力也往往无果。国际调解院通过规范、有序且公正的调解机制，提供了一个为各方所信任的中立媒介，充当“中间人”推动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交谈中，所有采访对象都对国际调解院的发展前景表示期待，认为其可以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希尔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创建一个值得世界信任的调解体系，可以为持续存在的冲突提供切实、公平的解决方案。她也强调，该组织如果要真正有效，必须避免复制一些传统国际机构中权责的不对称和 规则适用的双重标准，并坚持包容性、公正性以及对国际法作为全球可持续和平基础的承诺。

　　在钦比看来，2023年，当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时，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调解有许多优点，包括可以考虑到文化敏感性、包容性强、成本效益高、灵活方便等。他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以重视友谊、相互理解尊重以及和平共处而闻名，毫无疑问，国际调解院也会如此。”（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王雯雯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派记者 冯学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