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旧金山10月17日电　题：波音裁员凸显美国制造“心衰”之痛

　　新华社记者吴晓凌　于荣

　　美国波音公司近日宣布计划全球裁员约1.7万个岗位，与全球航空制造的高需求形成强烈反差。事实上，今年以来，波音负面消息不断，多型号飞机出现安全事故，罢工裁员接踵而至，生产经营亏损加剧，新款机型推迟交付，市场评级几近沦落为“垃圾级”……美国媒体不禁感叹，波音“正从糟糕走向更糟糕”。

　　曾经是美国制造之“心”、曾经反映美国制造之“兴”的波音，如今四面楚歌，不仅暴露企业的安全与监管问题，更反映出整个美国制造业深受“空心化”“政治化”之累。美国政府违背规律、一意孤行的“强行振兴”，难免造成一些行业气血淤堵的衰竭之痛。

　　2024年6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波音CEO戴夫·卡尔霍恩在国会出席“波音破碎的安全文化”听证会。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从精益求精，到四面楚歌

　　今年年初，一架阿拉斯加航空的737 MAX 9型飞机发生严重事故，导致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该机型的生产。调查发现，波音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质量控制和员工培训方面的严重缺失，联邦航空监管也被认为不够有效。

　　7月初，波音宣布与美国司法部就2018年和2019年的两起737 MAX型客机致命空难“原则上”达成认罪协议。今年以来，波音还遭遇多起诉讼：除航班乘客对波音提起集体诉讼外，连波音股东也提起集体诉讼，称波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

　　9月中旬起，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厂约3.3万名员工罢工，劳资双方迄今未就薪酬问题达成协议。罢工持续一个多月以来，波音的商业飞机生产基本停摆，大量资金储备被消耗。

　　波音此次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0%，涉及岗位包括高管、经理和普通员工。波音同时宣布再次推迟交付777X型客机至2026年。除此之外，波音今年还出现高管外流以及因该公司“星际客机”飞船发生故障导致两名美国宇航员滞留空间站等尴尬局面。

　　波音陷入经营困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纷纷考虑调整对该公司的评级。标准普尔表示正考虑将波音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上个月，穆迪已表示考虑采取类似举措。惠誉也强调波音经营风险增加。　

　　美国资深记者、作家彼得·罗比森在《盲飞》一书中指出，波音在1997年收购竞争对手麦道后，迎合资本追求利润的取向取代了此前精益求精的工程师文化。以盈利为导向的转变，让波音对公司必要的管理和研发生产等都进行了压缩和简化。

　　这是2024年4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拍摄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飞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当日表示，波音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向其支付了约1.6亿美元，以赔偿“掉门”事故和737 MAX 9飞机停飞对这家航空公司造成的损失。新华社发（李建国摄）

　　虽愿望美好，但病根难消

　　波音和其他一些美国重要制造业企业当前面临的生产和安全困境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过高、缺乏熟练技术工人、供应链断裂等诸多问题。所谓重振美国制造，大多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美国许多公司将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以波音为例，公司将大量零部件生产工作外包，仅承担最终组装工作，以最大限度保证公司的效益。但业内人士指出，波音过度依赖外包生产、忽视品质把控，造成产品竞争力下降。

　　在技术工人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但美国部分地区制造业技术发展与熟练工人供应不匹配，技术工人数量严重不足。新冠疫情后，市场对新飞机需求激增，包括波音在内的飞机制造企业需要新雇大量员工，特别是高级产业工人以稳步提高产量，技术门槛明显更高。

　　在供应链层面，俄乌冲突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等因素导致全球及地区供应链更趋复杂，增加了美国制造企业的运营风险。波音这类对先进技术和特殊材料有较高要求的制造企业对供应链要求更高。当关键材料供应受限或技术转型面临困难时，整个企业的生产进度和产品品质自然深受影响。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评论说，美国制造企业去年起加大了新工厂的建设力度，尤其是在建造半导体工厂方面。这些进展虽然比想象的要快，但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2024年6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人们在波音CEO戴夫·卡尔霍恩出席国会听证会期间举牌抗议。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由兴衰转向，看政策因果

　　波音“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的经历，不仅是企业管理教材，更反映出美国偏狭产业政策的诸多弊端，揭示“美国制造”兴衰转向的政策因果。

　　美国建国初期，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便提交了《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着重强调发展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独立的重中之重，该份报告中的前瞻性思维为美国制造业的后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导致工业产值占比下降，引发社会各界对美国“去工业化”的讨论。美国业界认为，“去工业化”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会导致就业下降、生产率增长停滞以及创新环境缺失，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再到拜登的“供应链韧性”政策，美国出台了不少重振制造业的政策，但路径和策略有所不同。

　　在此过程中，面对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强劲发展势头，美国非但未从自身找原因，相反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长臂管辖”措施强拉制造业回流，催生生产成本上升、财政支出承压、通胀高企、供应链受损等恶果，致使一些本已空心化的产业虚不受补、心力交瘁。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拜登政府雄心勃勃提出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实施两年多来，清洁技术和半导体等领域的不少项目已陷入“难产”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