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到，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1978年后，中国一再强调“开放”一词，清楚地表明面向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政策的一大重心。这既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也是从世界经济利益出发。

　　二战后，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从1978年到2022年，世界人均GDP增长313%，生活水平平均增速亦大致相同。中国人均GDP增长3033%，其他大型“全球南方”国家——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等，以及其他国家人均GDP增长也非常快。

　　经济全球化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程度的减贫。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已有12亿人摆脱了世界银行定义的国际贫困线——首先是中国的8亿多人，其次是印度的2.4亿人，然后是越南的3000万人和其他国家的近2亿人。

　　这些成果表明，一些西方媒体宣称“中国正在转向封闭，寻求与美国和欧洲脱钩”的说法极其荒谬。当“开放”给中国带来这样的成就时，转向封闭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一样，中国希望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给它带来了亮眼的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正在转向封闭——对他国加征关税、在技术领域滥用制裁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议对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

　　因此，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模式：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大型经济体GDP快速增长并追求经济全球化，美国和欧洲则转向封闭并自食其果——美国GDP年均增速略高于2%，欧洲为1%。

　　“开放”，即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取得如此成功，是因为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行事顺应经济全球化进程，而美国和欧洲却没有。

　　经济全球化印证了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观点——一个试图纯国内发展、与国际贸易相对隔绝的国家，不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壮大低效经济行业。

　　没有一个国家生产所有东西都可以实现最高效率。如果它试图搞保护主义/自给自足，就会浪费资源在生产可以从国外更便宜买到的东西上。因此，要实现效率最大化，一个经济体应该专注于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并通过将这些产品与其他国家生产效率更高的产品进行交换，来参与全球分工。

　　原则上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没有什么不同。国际贸易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优势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追求以下这些其他优势。具体而言，它必须通过对运输、通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国内劳动分工程度日益提高成为可能。它必须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给专业研发，越来越多地对员工进行教育和技能培训，寻找最便宜的能源供应商。它还需要和平的环境，以便促进贸易发展——这意味着奉行旨在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因此，内政外交政策必须一体化。

　　这是中国，也是其他成功的“全球南方”国家所做的。中国和东盟生动践行了这一点。这使经历了朝鲜战争、越战等严重军事冲突的东亚成为一个同时拥有国际贸易、投资与和平的地区，从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它们奉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内政策。

　　美国和欧洲则与此相反。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破败不堪，而其GDP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军事和效率低下的医疗系统上，与任何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更高，预期寿命则更低。欧洲没有寻求和平发展，而是听任北约挑衅性地东扩，在乌克兰引发了自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冲突，并切断了西欧与其最廉价的能源来源——俄罗斯的联系。

　　可见，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们奉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内政外交政策。美国和欧洲奉行的政策背离经济全球化发展逻辑，因此遭受失败。

　　希望美国和欧洲能改变政策。但现在是中国致力于推进经济全球化并取得成功，而它们则在转向封闭。（作者是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