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有些复杂的日子。它既是美国的联邦法定节日“哥伦布日”，相传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在这一天抵达美洲；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将这一天视为“原住民日”，以此悼念白人殖民者对北美原住民开启的血腥屠杀。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原住民施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中，有一项最为黑暗残暴，并且被联邦政府从教科书中抹去，那就是强制把原住民儿童送往寄宿学校，严禁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切断他们和部落的联系。不少儿童甚至在校园里消失，从此生死不知。

　　自2021年起，央视记者刘骁骞深入美国多地，持续揭露美国联邦政府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黑幕。去世学生的遗骸挖到了吗？又有哪些新的罪证浮出水面？来看他的独家调查。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座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未曾听闻的中西部小城，过去三年来，我们以热内亚为起点，横跨美国，找寻寄宿学校的幸存者。

　　与此同时，当地的调查也不断传来新的进展。不久前，考古专家在历经多年的勘探后，第一次对疑似埋葬着原住民学生遗骸的地点破土开挖。

　　根据最新掌握的探地雷达的检测结果，这个区域内一共有四处类似于人类遗骸的标记，而且他们分别处于两两平行的分布位置。现场的考古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人为挖掘的墓穴。

　　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学会主任大卫·威廉斯：我们先凿开一个挖掘区域，大概是1米乘3米的面积。我们用考古铲一层一层地向下挖，每一次只挖开很薄的一层土壤，这么做的目的是，如果挖掘到物件、骨头、岩石、金属，就可以当场识别登记。

　　办校50年间，超过两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往热内亚原住民寄宿学校，其中至少有86名学生在校园内死亡。但墓地的确切位置始终是一个谜。

　　过去一年来，他们加大勘探力度，甚至借助嗅探犬，最终确定了首次挖掘的区域。

　　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学会主任大卫·威廉斯：我们可以通过遗骸判断死者是成人还是儿童，由此能更好地证明，它属于热内亚原住民学校的学生。肺结核和流感在当时是最常见的死因，但也有其他的死因，例如至少有一起意外枪击致死的记录，还有多起火车事故。

　　来自中西部多个原住民部落的代表赶来现场，守候着这个特殊的时刻。

　　内布拉斯加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朱迪·卡亚施基波斯：我不敢相信这真的发生了，我们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我们会暂时把遗骸留在原地，做好保护，咨询原住民部落，听从他们的决定，也许会检测遗骸的DNA。

　　内布拉斯加州的冬天寒冷漫长，短暂的夏季是最适合野外工作的时期，然而持续不断的雷阵雨打乱了节奏。

　　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学会主任大卫·威廉斯：我们只能再一次把挖掘坑遮盖起来。挖掘坑能够保持干燥，坑外会非常泥泞。

　　这一天已经是挖掘许可的最后一天，多年的愿望能如期实现吗？

　　在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曾经多达523所。我们来到西部的内华达州，这里有一个和热内亚完全相反的案例。

　　卡森城是内华达州的首府，城市的名字源于当地白人纪念美国探险家基特-卡森，然而对于很多生活在美国西岸的原住民来说，这座城市却和一段痛苦的回忆有关。

　　斯图尔特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之一，校园旧址内坐落着一座墓园，这里埋葬着上百名原住民学生的遗骸，但绝大多数都没有标记。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又为何葬身此地。

　　央视记者刘骁骞：这些年来你一直在获取无名墓园里遗骸的身份，为什么知道谁埋在墓园里是非常重要的？

　　内华达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史黛西·蒙图斯：数百名原住民儿童被送到斯图尔特后再也没有音讯，他们的亲人到了今天也无法得到宽慰，他们不知道那些儿童遭遇了什么。我们的心灵无法得到疗愈。（记者：谁掌握着这些档案和记录？）当斯图尔特原住民学校在1980年关闭时，这个决定来得非常突然。联邦政府的代表来到这里，把学校的锁都换了，毫无条理地把东西都打包装箱了，其中就包括学生的档案。内华达州政府不允许接触这些材料，这个规定是由印第安人教育局作出的。

　　事实上，装有学生档案的仓库距离我们的采访地点不到两公里，蒙图斯和她主管的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曾多次要求获得档案，但联邦政府均以保护学生隐私为借口拒绝了。

　　内华达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史黛西·蒙图斯：（记者：获取这些信息为何如此之难？）这是美国联邦政府一段极其黑暗的历史，在美国，当我们想到强制同化政策，蓄意拆散家庭，绑架儿童，我们根本不敢想象这件事会发生在美国本土。不幸的是，美国的教育体系并没有正确地解释这段历史。我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意愿向原住民家庭和部落分享这些档案。

　　斯图尔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阿塔·斯蒂文森：我不是被派到寄宿学校，而是被强制带走的。美国联邦政府把我带走时，我只有11岁半。

　　阿塔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卡赫托部落，她回忆起第一天抵达斯图尔特原住民学校的情景，竟然是和校园里的墓地有关。

　　斯图尔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阿塔·斯蒂文森：有的有墓碑，但大多数坟墓什么都没有，埋葬的都是学校的孩子。一个牧师威胁说，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说的做，你就是找死，你的下场就是这里。我当时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觉得恶心极了，一种恨意涌上来，我转身朝他的胸口捶了一拳头，我的拳头撞到他胸口的金属十字架挂坠上，我的手很疼。

　　在斯图尔特，部落的孩童们不但被教授白人的语言，还被灌输思想，认为原住民的身份是丑陋和羞耻的。校方甚至故意挑拨离间，教唆他们以彼此为敌。

　　斯图尔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阿塔·斯蒂文森：如果看不顺眼，或者心情不好，他们（白人教师）就会把我关在房间里，甚至两天不给饭吃，也没有水喝。他们想要找点乐子就让原住民儿童互相打架。我一度睡在水泥地上，没有毯子，连续三个冬天。

　　寄宿学校采取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即使是来自同一个部落的原住民学生也不允许自由沟通，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剧场里，他们可以用舞台上的表演作为掩护，私下打招呼。

　　在这种不断自我否定的冷酷环境中，办学90年来，自残自尽的现象从未断绝。

　　斯图尔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阿塔·斯蒂文森：我12岁那年，有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来的女同学，她在我眼前自杀了。我记得她有最动人的笑容、红色的脸颊、美丽的头发，她个头比我矮。有一天下午她来找我，她说我要回家了。我立刻明白她的意思。她吸进了打字机的涂改液，很快就倒在了地上，那个场景恐怖极了。她看着我，我握着她的手，直到她离开人世。你能想到世上对一个人能做出的最残忍的事，就是寄宿学校施加在她身上的恶心。她唯一的自由就是抛弃自己的生命。

　　亲历死亡和分离是阿塔心中无法疗愈的创伤，我们随她来到加州北部的罗内特帕克，参加美国内政部为原住民寄宿学校受害者举办的听证会。这些人素昧平生，却因为一段共同的遭遇在这里相遇。

　　原住民寄宿学校听证会参与者胡瓦森：原住民的女学生和男学生遭到性侵，特别是那些女孩怀孕生产后，（寄宿学校）就把婴儿往窗外的荒野一扔，野狼之类的野兽就把婴儿叼走，到处都是残骸。

　　央视记者刘骁骞：过去一年来，美国内政部的官员在美国各地举行这样的巡回听证会，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得到了倾诉的平台和空间，但关于他们的经济赔偿却从未在会议中提及。

　　内华达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史黛西·蒙图斯：我坚信经济赔偿是必须的，我并不认为它只是一张钞票，当我们谈论原住民语言的保护，就是联邦政府需要立刻支持的领域。在所有原住民政策中，“山姆大叔”或者说美国联邦政府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土地，原住民的土地是他们最终想要的。土地是有经济价值的，他们应该为所有夺走的土地支付经济赔偿，在我看来这是完全合理的。

　　美国内政部于2022年发布了原住民寄宿学校政策的调查报告，世人感到陌生而震惊，但政策的直接受害群体却有不同的感受。

　　内华达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史黛西·蒙图斯：当我阅读那些调查报告时，我没有获得任何新的信息。因为我的祖母4岁时就被绑架到斯图尔特原住民寄宿学院，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了对学校对原住民学生的体罚，我也一直知道，原住民学生遭遇的性侵犯。我希望接下来的报告能够有更深入的调查，它必须提出如何用实际行动重建原住民文化，而这些行动必须由原住民群体主导，我们不能再让华盛顿的官僚体系决定应该怎么做。

　　从蒙图斯的办公室能看见她的祖母上学时的寝室。

　　内华达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史黛西·蒙图斯：6号楼就是我祖母长大的地方，那是她的家。她入校时只有4岁。

　　内华达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史黛西·蒙图斯：超过两万人被送到斯图尔特，这栋房子就是他们报到的地方。我的祖母4岁就被绑架送到这所学校，我实在很难用“学校”来称呼这个地方，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学校，这是她被囚禁的地方，她实际上身处监狱之中。

　　在美国，原住民群体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其他族群，西方媒体常常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原住民对于酒精或者毒品的成瘾，却忽略了寄宿学校政策对于一代代原住民的家庭观念和身份认同的摧残。

　　斯图尔特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阿塔·斯蒂文森：原住民学校教给我们的是仇恨和分歧。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孩子，所以等原住民学生离开寄宿学校后，也不懂如何做父母。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战俘，它是一场以原住民儿童为敌的战争。

　　内布拉斯加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主任朱迪·卡亚施基波斯：原住民寄宿学校政策是一种抢夺土地的更便宜的手段，而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家园，白人把土地拿到手了，我们又为此付出了什么？

　　大雨停歇后，热内亚的挖掘继续。最终，他们失望而归。学生的遗骸被藏得太久，也埋得太深。寄宿学校的真相终将水落石出，但美国原住民的正义之路，到底还有多远？（央视记者刘骁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