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公报说，受不断上升的温室气体浓度和累积热量的推动，过去8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暖的8年，全球长期变暖仍在继续。2022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破坏性洪水使全球数百万人受灾，造成数十亿美元经济损失。

　　展望2023年，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国际社会需加强合作，采取行动，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

　　再次敲响警钟

　　近期，多份研究报告又一次敲响了全球变暖的警钟。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整合6个主要国际温度数据集显示，2022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5摄氏度，是全球年度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至少高出1摄氏度的连续第八个年份。

　　美国航天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第五热年份，全球平均气温较美航天局1951年至1980年基准期平均气温上升了0.89摄氏度。此外，美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北极地区持续经历的气候变暖趋势尤为强烈，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

　　欧盟下属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月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是欧洲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仅次于2020年。2022年夏季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西欧和北欧深受数次持续且强烈的热浪事件影响。该局副局长萨曼莎·伯吉斯说，2022年极端天气频发说明，我们已经在经历全球变暖的破坏性后果。为避免出现最坏的后果，需要全社会立即减少碳排放，并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回顾2022年，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甚至是生态灾难，包括创纪录的高温、海平面上升、持续干旱、山火肆虐、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甚至物种灭绝等。这些生态问题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如粮食危机加剧、“气候难民”激增、人类健康状况恶化等。

　　“2022年，全球气候变化除了带来极端天气及一系列次生灾害外，还使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是冰川融化，如欧洲阿尔卑斯山冰川、格陵兰冰盖等损失严重；二是气温上升导致登革热等病毒流行性增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三是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导致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给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甚至是不可逆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室执行主任谢来辉向本报记者指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根据目前全球的气候政策，到2100年地球可能将升温2.8摄氏度。相关数据显示，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0年因疫情短暂下降后，2022年已开始反弹。“2022年很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正在日益提升”。

　　面临多重挑战

　　2022年，在地缘政治冲突延宕、产业链供应链挑战加剧、通胀压力持续攀升等冲击下，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承压。面对严峻的能源供应形势，一些国家的能源政策出现“摇摆”，给全球减排带来更多变数。

　　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2022年，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曾相继宣布放宽对煤炭发电的限制。以德国为例，德国阿戈拉能源转型智库最新发布的一项评估报告显示，尽管德国2022年能源消耗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仍连续两年未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重要原因之一是煤炭发电的占比增加——褐煤发电厂发电量较2021年增加7%，硬煤发电厂发电量增加20%。

　　在美国，激烈党争与利益集团博弈牵制其气候政策，引发外界担忧。202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定：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无权在州层面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不得要求发电厂放弃化石燃料转用可再生能源。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表示，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与碳排放大国，美国作出这种决定，将使《巴黎协定》目标变得更难实现。

　　“欧美国家普遍较早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表，这是全球气候治理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共识的重要基础。若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开倒车’，将极大削弱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李强说。

　　谢来辉指出，一些欧美国家的能源政策出现反复甚至倒退，短期内将导致高碳排放能源使用量增加，同时会打击能源转型信心，使国家的气候政策在面临经济安全威胁时趋于保守。尽管如此，全球能源危机终将使各国认识到化石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长期来看，能源转型仍是大势所趋。

　　2022年，全球气候治理也取得了可喜进展。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达成协议，首次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该基金将为脆弱国家提供资金，用于弥补其遭受气候灾害重创的损失。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多年来对发达国家的施压终于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但是，该基金仍有许多细节尚待敲定，如条款何时定稿并开始运作、如何确定和扩大资金来源等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2023年，全球气候治理仍要走一条艰难之路，面临诸多挑战。”谢来辉分析，其一，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捋顺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优先性，将影响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国际社会的团结与信任度。其二，“损失与损害”基金有待落实。基金设立后，确定哪些国家应向基金缴款尤为棘手，这事关“气候正义”问题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核心问题是发达国家承担责任的意愿在下降，这也是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障碍。其三，气候融资缺口巨大。发达国家气候援助承诺尚未完全兑现，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投资及技术研发等方面存在资金不足问题。如何更好地引导公共及私人资本进入相关领域，需要各国齐心协力、进行融资机制创新并加强引导。

　　李强指出，各方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中的核心障碍，是发达国家对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缺乏诚意和行动。2023年，全球气候治理将面临老问题与新挑战，一是如何提升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二是发达国家何时兑现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三是如何落实2022年埃及沙姆沙伊赫气候变化大会设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等。

　　呼唤团结合作

　　2023年，一系列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议程已列上日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宣布，2023年9月，联合国将举办一场“严肃而务实”的气候峰会，刺激各国政府采取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2023年，印度将主办G20峰会。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发文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新冠疫情”列为全世界面对的最大挑战。2023年底，在阿联酋迪拜将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届缔约方大会（COP28），会上将进行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的第一次全球盘点，总结增强全球气候行动的机遇与挑战。

　　阿联酋工业与先进技术部长兼气候变化特使、COP28主席苏尔坦·贾比尔近日在出席全球能源论坛时，呼吁各方合作采取包容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积极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等。

　　“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国际社会需凝聚合力。”李强指出，第一，要突出气候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核心地位，捍卫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威地位，发挥各种双、多边合作机制的补充作用，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第二，要重塑中美气候合作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引擎作用。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能否携手合作是全球气候治理成败的关键所在。第三，发达国家须履行承诺和义务，尽快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切实履行“损失与损害”融资义务，重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互信。

　　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打造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2016年起在发展中国家启动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实施了200多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外项目。

　　“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大国行动至关重要。主要大国应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寻求更多合作共识，把气候议题放在国际合作的优先位置，积极落实在双、多边框架下达成的共识与承诺，为国际气候合作奠定良好基础。”谢来辉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气候治理上展现出大国责任与担当。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帮助其实现减排目标。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李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