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二十大之后首位来访的欧盟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此次访华引人注目。在与米歇尔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四点看法：“要秉持正确认知”“要妥善管控分歧”“要开展更高水平合作”和“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这四点看法的关键词分别是“认知”“分歧”和两个“合作”，其中“合作”占比一半，可见中欧合作的意义之大。

　　中欧经贸领域的合作尤为重要，它是双方关系数十年来的压舱石。尽管受到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欧贸易如今依然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中国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欧盟继续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充分反映出中欧贸易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想要更好深挖中欧贸易投资潜力，需要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环保、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增长引擎，因为传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已难当重任。比如就海关数据而言，中欧目前每日贸易往来高达20亿欧元；同时，今年前10个月，中欧之间的贸易总额达4.68万亿元人民币，但仍然存在不平衡：中国对欧盟出口3.11万亿元、自欧盟进口为1.57万亿元，分别增长15.9%和下降4.7%。

　　其实，在贸易领域，中国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欧盟诸多“关照”。仅就去年3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而言，该协定对中国产品有利，更有利于广大的欧盟国家产品。观察该协定生效后不到两年的效应，它明显提高了欧盟对华农副产品的出口。其中有中国人饮食的兼容性要远大于欧洲人的缘由，也因为中欧消费者数量存在巨大差异。试想，如果完全放开进口，纵是波尔多地区的全部葡萄酒都出口到中国，也远远满足不了中国的中产阶层消费者。

　　关于中欧之间的投资，一个重要趋势值得关注，那就是中国经历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已从原先的“纯资本输入型”经济体越来越朝向“资本输出型”经济体演变。这个资本流的方向变化，不仅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而且也针对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这也是为何英国《金融时报》近日会以“中国收购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地缘政治前线’”为题大做文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既缺资金又缺技术，之后持续几十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支持。如今，欧盟经历了和部分仍经历着笔者称之为的三重危机——“欧债危机”“疫情危机”和“地缘危机”。这三重危机给欧盟经济和社会带来深层次的打击，尤其在资本领域已经使哪怕是德国和法国这样的经济体也出现资本流短缺之困。资本困境不仅出现在欧盟国家的中小型企业，也出现在大型乃至特大型企业，甚至出现在像汉堡这样的城市里。与此同时，经过数十年的资本和产能积累，中国已经出现一定的“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现象，恰好可以和欧盟形成这些方面的互补。

　　一些欧洲政客认为的所谓对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过度依赖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对中国资本过度依赖论”是一个伪命题。欧盟在经历三重危机之际无疑极度需要外部资本的注入，而世界上能够提供如此庞大资本数额的国家并不多。更何况这属于纯粹的商业行为，有规范性的条款加以约束，何谈“依赖”？当年中国处于发展相对弱势的时候，尚且不惧欧美资本的输入，如今发达且强大的欧盟没有理由对一个新兴国家的资本输入过度担忧。

　　“对中国产能过度依赖论”也是一个伪命题。在一个边界开放的区域内，经过自由竞争，基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和技术含量，针对一种产品在理论上最终只会有一个最优“生产中心”。这个理论已经被实践证明。经贸领域边界的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如此来说，倘若按照最优理论而言，同一种产品只会有一个生产中心，这个中心大概率将在中国而非欧盟。

　　总之，中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依旧是双方关系数十年来的压舱石，尤其在当下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趋于紧张的背景下，中欧双方的决策层、企业界、学术界和民众都应深挖中欧贸易投资潜力，提升双方民众福祉。（作者赵永升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