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下药……中情局用数百名儿童做实验，震惊世界

　　罪证可以被销毁，可中情局给这些人带来的伤害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受害者们只能活在过去的痛苦里，得不到赔偿，也等不来道歉。

　　|作者：郑敖天 于冰

　　|编辑：于冰

　　|编审：苏睿 凌云

　　“我们是由记忆构成的，而记忆是由遗忘构成的。”

　　如果人们在某一天发现，自己的记忆可以被他人篡改，是否还相信“你”就是“你”呢？

　　这并不是某部科幻恐怖小说的设定，而是美国中情局在70年前试图完成的实验。

　　2021年12月27日，一部名为《寻找自我》的纪录片在丹麦播出，概资事系统地揭露了中情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医疗实验”为借口防秒但，在311名丹麦儿漫卡童身上进行的代号为“MK Ultra”的“精神控制”实验。

　　人们震惊地发现，曾出现在科幻片中的“精神控制”，竟被美国人用到了现实生活中……

　　电椅上的孩子们

　　“他们（实验人员）粗暴地把电线接在我们的腿上、胳膊上和胸口上，然后给我们戴上耳机，我的耳朵被某种尖锐而嘈杂的噪音充斥着，难受极了。”

　　50多年后，74岁的波尔·温尼克依然对当时的遭遇记忆犹新。

　　温尼克在哥本哈根的一座孤儿院长大。1960年，几个陌生人来到孤儿院，问时年11岁的温尼克愿不愿意去市里的医院“做点好玩的事情。”

　　“孤儿院的生活太枯燥了，更何况那些人还答应给我们16克朗（相当于现在的160克朗，约合122元人民币）作为报酬。我和几个小伙伴立刻就答应了。”温尼克后悔地说道。“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什么。”

　　在之后的几天里，温尼克与同伴们被强行绑在电椅上，只能听噪音、尖叫以及各种令人不适的词语干扰。而一旁的“医生”无视痛苦的孩子们，只管记录孩子们的反应。

　　· 被迫接受实验的丹麦青少年。（来源：纪录片《寻找自我》）

　　实验结束后，温尼克回到孤儿院。他的生活也就此被彻底改变，开始出现经常性失忆，对声音也极其敏感。到了晚上，他常常会被细微的声音惊吓，这些症状直到温尼克步入中年才逐渐减轻。

　　一直以来，温尼克怀疑儿时的遭遇给自己造成了伤害，曾多次要求医院对那些实验做出解释，但没有人理他。

　　2018年，年近70岁的温尼克决定找出这个实验的真相。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与调查团队找到311名参加过“实验”的丹麦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孤儿。

　　与此同时，随着丹麦在冷战时期的秘密文件被解密，那些“实验”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温尼克等人参加的实验是美国的“MK Ultra”（大脑控制实验）计划。美国人想通过这些人体实验，了解精神分裂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该计划得到了一些美国医疗机构的资助，仅第一年就获得了大约30万至40万克朗的资金支持，这笔钱放在今天相当于460万克朗（约合320万元人民币）。此外，中情局幕后运作的一家基金会也曾为该“MK Ultra”计划提供大量资金。

　　据丹麦方面披露的实验记录显示，除了温尼克讲述的“噪声刺激实验”外，每个儿童还会被要求强迫回答一个带有暴力、血腥倾向的“心理问卷”。该问卷最初是被用来排查美军内部是否有纳粹主义倾向的士兵。

　　最终，温尼克根据这些调查走访的材料，在2021年推出纪录片《寻找自我》，亲自讲述这段令人发指的历史。但由于大量的实验资料早已被医院销毁，温尼克也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名丹麦儿童成为“MK Ultra”计划的受害者。

　　· 纪录片《寻找自我》的海报。

　　研究人员被自己人杀死

　　事实上，此次被曝光的儿童人体实验，只是“MK Ultra”计划的冰山一角。若要对该实验抽丝剥茧，得从一位学者的神秘死亡说起。

　　1953年11月28日凌晨2点，纽约曼哈顿岛灯火通明，宛如白昼。在纽约最豪华的宾州酒店10层，一名仅穿着内衣的中年男子从阳台纵身一跃，坠楼死亡。

　　该男子叫弗兰克·奥尔森，是位年轻有为的生物学家，时年43岁。警方在办案时一直带着疑问，处于事业巅峰、家庭幸福的奥尔森，为何要突然寻死？经过长时间调查后，警方始终找不到线索，他们只能告诉死者家属：奥尔森可能在死前突然遭遇了“精神崩溃”。

　　· 弗兰克·奥尔森

　　到了197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领导的一个调查中央情报局行径的委员会发现，奥尔森在死前被中情局人员注射了精神药物。奥尔森的家人得知后，要对中情局提起诉讼，为了息事宁人，总统福特这才接见了奥尔森家人，并支付了巨额赔偿金，但前提是他们要对“MK Ultra”计划绝口不提。

　　就这样，奥尔森的死因被埋藏。直到2019年，英国《卫报》首次刊登关于“奥尔森之死”的深度报道，人们才得知他死亡背后的秘密。

　　1944年，从美军退役的奥尔森进入臭名昭著的德特里克堡工作，从事大气生物研究。那里是美军最大的生物武器研发中心。1950年，他参与了代号为“海洋飞沫”的行动，以测试细菌战对城市的影响。

　　当时，美军连续多日向旧金山海岸附近释放了病原体毒雾，导致该城市的肺炎病例大幅增加，更有多人患上非常罕见的严重尿路感染。

　　“海洋飞沫”行动后，奥尔森迅速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战争专家。但在家人面前，他从未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只说自己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科学家。

　　1953年初，奥尔森又被中情局招致麾下，加入“MK Ultra”计划。该实验的负责人是美国化学家戈特利布，素有中情局“首席毒师”之称。

　　与戈特利布共事不久后，奥尔森发现自己从事的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实验。戈特利布主张，只要向人体注射足够剂量的强力精神类药物，就可摧毁那个人的思想和记忆，让其崩溃。

　　中情局对戈特利布的看法深信不疑，并认为该实验若成功将大有用处，不仅可以用来控制人类思想、训练间谍并抵御别国的侦查，还可以作为刑讯手段获取情报。

　　在中情局的“MK Ultra”实验室里，奥尔森每天目睹无辜的人成为实验品，角落里有堆积如山的猴子尸体。在西德的“黑狱”里，他看见美国特工熟练地使用药物和刑具，一点点摧毁犯人的意志。

　　这些泯灭人性的实验，最终突破了奥尔森的心理防线，濒临崩溃的他萌生退意，写好了辞呈。

　　奥尔森不知道的是，自己也是中情局的监控对象。他们很快做出决定，认为奥尔森“知道的太多了”，已经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资格。

　　一天晚上，戈特利布组织了一场感恩节聚会，中情局特工将新型致幻剂倒进奥尔森的饮料里。5天后，药效发作，奥尔森开始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不记得妻子和孩子。

　　得知奥尔森的情况后，丧心病狂的戈特利布让特工将其送到实验室，做进一步研究。最终，奥尔森在致幻剂的药效下，跳楼死亡，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 戈特利布。

　　和德国纳粹、日本战犯做同僚

　　为了让“MK Ultra”计划顺利进行，中情局执行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实验。

　　美国记者史蒂芬·金泽尔长期研究“MK Ultra”计划，并著有《首席毒师：戈特利布以及中情局寻求精神控制》一书。

　　金泽尔称，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曾在其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的达豪集中营对致幻剂麦司卡林进行过实验，战后，中情局聘请纳粹医生前往德特里克堡，教授中情局官员有关沙林毒气的相关知识，以了解沙林毒气将人置于死地要花多久。金泽尔还表示，中情局还找来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队战犯，到德特里克堡一起做研究，“‘MK Ultra’本质上是日本和纳粹集中营工作的延续。”

　　·德特里克堡

　　为避免因实验失败造成人员伤亡而被刑事起诉，中情局还在海外设置了秘密拘留中心，并在那里进行着更极端的实验。

　　这些基地大都分布在德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当地的中情局官员在逮捕敌方特工或嫌疑人后，可直接将对方送进秘密拘留中心，用种种实验折磨他们，试图让他们的精神彻底崩溃，甚至达到致命的程度。

　　《华盛顿邮报》曾报道，中情局在1954年将一个小分队派往海外，向某些能够“代表共产主义国家”的个体开展实验。

　　然而，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的“MK Ultra”计划并不像中情局设想的那样成功，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失败。那些实验对象有的失忆，有的成了植物人，就算有人招供了，其证词的真实性也无从考证。

　　奥尔森事件发生后，“MK Ultra”计划险些被曝光，中情局则第一时间将相关文件和实验记录损毁。在后续调查中，一些中情局工作人员则声称，已经“不记得”该计划的细节，也未受到任何惩罚。

　　罪证可以被销毁，可中情局给这些人带来的伤害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受害者们只能活在过去的痛苦里，得不到赔偿，也等不来道歉。

　　1月18日，有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向赵立坚提问：“丹麦纪录片《寻找自我》引发各方关注。这些儿童始终没有被告知实验的具体目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美国中情局官员以‘撒谎、欺骗、偷窃’为‘信条’，热衷于炮制‘黑证’污蔑他国，设立‘黑狱’侵犯人权，提供‘黑金’煽动政变。美国政府常常把所谓‘人权’‘民主’挂在嘴边，但总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向这些秘密人体实验受害者道歉、赔偿、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