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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了,但迎接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并不是革命成功的喜悦。几乎从诞生之日起,苏维埃俄国这个新生国家就面临着夭亡的威胁。
在苏联史学界,这个时期被称为“1917年到1922年俄罗斯内战和协约国武装干涉”。
正是在这一时期,很多旅俄华工参加红军,投身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成为滚滚红色铁流中猛烈的一股。
1917年“莫斯科起义”
1917年11月至12月,俄罗斯大部分领土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支持者左翼社会革命党坚决代表无产阶级和最贫困农民的利益,从而招致国内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团体以及协会的反对。这些政党、集团、阶级相互争吵不断,但在反布尔什维克上却是一致的。
彼时,国内外各种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新生苏维埃政权扑来,叛乱此起彼伏,内战在苏俄全国范围内爆发。面对反对派气势汹汹的攻势,红军部队的军官缺少专门教育和训练,士兵组织涣散、战斗力低下。而白军多以军官、军校士官生、哥萨克军人这样的职业军人为骨干组成。红军在与白军的战斗中经常落于下风。
为将新生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当中,协约国占领苏俄最重要的经济地区,在陆路海上进行全面封锁,还向有兴趣同苏俄进行贸易的中立国施加政治压力。至1918年夏天,苏维埃俄国的四分之三国土沦陷,其中包括乌克兰、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等主要粮食产地。
1918年上半年,是苏维埃俄国处境最为危险的时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
列宁在演讲
列宁在1918年7月29日指出,“危急局势已经到了顶点”,“帝国主义铸成的一切环节几乎连成一片了”。苏维埃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成立工农红军的法令,宣布红军“由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分子及具有阶级意识的人”组成,“全国十八岁以上的公民中一切准备为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而贡献出自己力量和生命的人都可以加入红军”。
苏俄红军海报
响应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苏俄劳动人民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挺身而出,掀起了更大的参加红军的热潮;而由各国国际主义战士共同组成的国际团、国际支队、外国共产党员营等红军队伍也大量诞生。
曾领导红军国际支队的苏俄内战时期著名将领约纳·亚基尔
他们当中,就有众多的华工战士。
当时,华工身陷苏俄内战,处境十分艰难。他们本就领取着比俄罗斯人少几倍的微薄薪水,工地、矿山、伐木场和企业停工停产后,又被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而他们需要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需要有路费回到远在祖国的家园。
不过,从1918年春末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随后乌拉尔以东苏维埃政权被推翻,华工们经由陆路回国已变得不可能了。而在协约国军队、白军占领南北港口后,华工们回国的海上航线也被封锁。
受困于战乱之中的苏俄,为了保护自己和亲人,许多旅俄华工加入了红军队伍。他们的这种选择不难理解。一旦战争爆发,面对武装团体,外国人的脆弱性立刻显露无遗,遭受殴打、处决都可能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面对这样的环境,同一种族的外国人一般会抱团取暖,共同对外。当时,华工深陷战乱环境,四面都是险情,处境艰难而危急。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服兵役成为他们生存的唯一选择”——不能不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中国红军支队进入敖德萨
然而,旅俄华工参加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有着摆脱经济和安全困境之外的更强烈的动因。
1918年,莫斯科、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彼尔姆等地都成立了旅俄华工组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9月22日报道:“莫斯科华人协会”于1918年9月成立,其成员强烈反对协约国干涉苏俄事务,并在抗议中宣称“……只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权力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这些组织的积极宣传产生了影响,使许多华工成为相信苏维埃政权的战士。
1918年12月19日,彼得格勒人民宫的大歌剧厅举行万人大会,来自中国、印度、朝鲜、波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参加。在由高尔基主持的开幕式上,支持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旅俄华工领袖刘绍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刘绍周表示,如果中国人民知道解放了的俄罗斯的真相,那么所有中国公民都会高兴地欢呼“伟大的俄国革命万岁!”
北洋政府驻俄国公使馆旧址
五天后的12月24日,由刘绍周领导、在彼得格勒成立的华工联合会进驻了位于原谢尔盖耶夫大街22号的北洋政府驻彼得格勒公使馆,成立了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
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旅俄华工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切实体验和领会了《共产党宣言》的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投身革命、加入红军、组建中国部队,旅俄华工日后在历史的舞台上将会怎样演绎自己的精彩角色呢?
文/韩显阳
素材来源/韩显阳
责编/林风
编辑/雨声、千里
插图/千里
统筹/南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