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的要求，8月24日美国情报机构所谓的病毒溯源报告出炉。这一波操作像极了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之前情报部门提供的第一份“作业”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老师”并不满意，所以要求再提交一次，而且期限是90天，并明确了“作业”修改的原则，那就是多关注一下中国，联合国际伙伴一起给中国施压，让中国参加其所谓“全面、透明和基于证据”的国际调查。其中的暗语跃然纸上：要让中国“配合”。对美国情报部门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充满难度的命题作文，无异于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画的真假好坏，全由“老师”来评判。

　　难度之一是基于拒绝真相的索要所谓“真相”。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赢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重大胜利的同时，已经向国际社会及时而全面地提供了几乎所有的病毒数据和相关情况，也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内的科学力量进行了紧密合作，科学意义上的真相至今已经非常透明。未能发掘的病毒起源和传染网络由于其全球性，自然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基于科学精神进行长期的合作式探索。因此，把有关新冠病毒的长期科学探索转化成一个90天内需要完成的调查任务，美国情报部门可谓是有苦难言。

　　难度之二是基于结论导向的打(编)造证据。既然科学意义乃至常识意义上的真相难以在短期内获得，那么美国情报部门只能跳出专业范畴，找寻那些让政客以及受其影响的媒体叙事和公众心理满意的“真相”要件，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打造一个看似专业又合理的“真相”故事，从而在不损害自身权威性和维护部门合法性的同时，完成总统布置的任务。那么，如何获得这些故事要件？目前看来，美国情报部门的努力方向是让专家为其站台，毕竟说到底，这还是个专业问题，单纯的政治命名——比如特朗普一开始就将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虽然有利于跨国传播和情感动员，但却很难为后续的利益获取塑造合法性。

　　因此，面对这些困难，美国的政客、情报机构和媒体等不得不形成一个话语联盟，通过找寻和编织故事要件，打造一个固化的病毒认知框架。一方面避免调查结果的“不尽如人意”让自身出现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也通过转移舆论注意力，将自身的病毒泄漏可能、国内社会矛盾和对外关系问题边缘化，乃至掩盖起来。比如，面对阿富汗撤军所导致的混乱和尴尬局面，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自然亟须一个涉及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危机故事，通过唤起对病毒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敌视情绪，来挽回一个“救世主”的“天赋角色”。

　　为了打造这个故事、巩固这一角色，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实现了话语意义上的联盟。政治精英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在国内的权力地位，而媒体精英的目的则是在附和政治精英的同时，用加深和翻新“中国威胁论”来维护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说教者和定义者的所谓“专业主义”，而背后则是其操弄已久、烂熟于心的国际传播“双重标准”，即在所谓“文明的我者”和“野蛮的他者”之间，以其文明优越论乃至种族优越论为基调，武断、专横地划下楚河汉界，而毫无专业精神和客观标准可言。这一套充满歧见的叙事，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加强。这一联盟往往通过如下话语策略，将新闻故事和公众讨论的注意力“转向”，或者更精确地说，“简化”为病毒溯源这一承载着诸多政治化隐喻、实则隶属于科学的问题。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家将这一“意指”过程称之为“神话”，即主观创造出来的某种特定意义被自然化和合法化的过程。换句话说，这就是意识形态。

　　围绕“新冠病毒中国造”这一“神话”，美国这一霸权国家的主要话术如下。

　　第一，选择性忽略过程。造成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因素非常多，有病毒源头的追溯问题，有药物供给的滞后问题，有危机政策的制定问题，有相关利益方的协调问题，有跨国边境的管控问题，有政治党派的斗争问题，有社会流动性的限制问题，有科学传播与公众舆论的问题，等等。为何拜登政府“忽略”其他导致美国和世界深陷疫情漩涡的因素，单单聚焦病毒溯源问题？从传播的角度而言，这一话术把握住了大众心理的两个敏感方面，或者说两个直接影响大众心理的传播机制。一个是“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将议题的设置效果和传播效力最大化，因为大众往往是被动和懒散的，极易被简单的“事实”和直接的“观点”所绑架。另一个是“自身问题的他者化”，大众往往不愿意为自身的过失担责，因为这将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和认知矛盾，借助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将责任转嫁给他人，往往能缓解紧张心理和产生情感共鸣，何况病毒溯源看似是很“自然”地找寻问题的根本。因此，通过选择性忽略导致疫情蔓延的绝大多数结构性因素，美国政府和话语联盟中的各类媒体主动设置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漏洞百出的定义病毒问题的国际舆论框架，邀约所有愿意把问题简单化和推责他人的声音进驻，做大一个极具传染性和危害性的后真相舆论生态。

　　第二，目标性苛责他者。对任何国家、社会和文化而言，抗击疫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多元繁荣。然而，面对肆虐的疫情，美方却未将人民生命健康放置在议程首位，而是将其与地缘政治、党派争斗、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等紧密结合起来，借助病毒和疫情，唤起深埋已久的各种怨恨，激发和激化各种矛盾，以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服务。把怨恨和矛盾针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与西方显著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国家，有着西方近现代几百年来积累下的社会大众的想象性基础，无疑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案例。构成这一想象的既有“黄祸论”的种族式归因，也有“东方主义”的他者化思维，更有冷战思维的霸权式延续。任何能够动员这些近现代史——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史——元叙事的声音和话语，都极易与抱持认知惯性的国际受众群体实现共鸣，在简化问题和推责他人的心理作用下，实现病毒归因的东方化和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和媒体恰恰是利用了最简单的大众心理学，来实现极具目标指向性的对外传播，从而努力摆脱自身面对病毒肆虐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以及由此而不得不承担的道德乃至法律责任。除此之外，中国优异的疫情防控表现，以及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也让美国政治精英和部分国际受众产生了从中国发展成果中分一杯羹的“受害者心理”。如此，一股脑地将病毒肆虐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和地区矛盾、应对危机的昂贵成本，都归咎于中国，自然成为一种看似合情合理、实则充满新殖民主义色彩的“甩锅”行为。

　　通过选择性忽略病毒传播的复杂过程，通过将系统性的苛责指向中国，美国政府和媒体话语联盟共同打造着一个答案就在问题中的国际政治故事，谜底就在拜登甩给美国情报部门的谜面里。从这个角度看，仅90天的工作流程也似乎合理，因为任何远离中国的结论都与美方病毒溯源的动因无关。显而易见，这一话术背后是一个虽面临颓势，但仍保有文化和话语霸权的帝国身影。

　　换句话说，按照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概念，理解美式话语和话术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除了解构其自身系统的问题之外，还要看到美国之外认同乃至支撑这一话语的西方和非西方政治力量，以及更具惯性的国际范围内的部分社会群体及其心理倾向，这才是这一话语联盟的全貌。在这个意义上，应对美国的病毒溯源话语霸权，既需要针对其发起者进行深入研究、系统解构和直面回击，更需要找寻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盟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力量，进行有的放矢的传播与对话。

　　简言之，拜登政府发起的90天病毒溯源调查行动显然是一系列国内外矛盾促成的结果，有着明确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目的。在这背后，有着美国主导并熟谙的一套国际舆论价值链。

　　首先，从传播的角度来说，美方进行病毒溯源的目的不是寻找真相，而是进一步抹黑崛起的中国，攻击领导中国取得抗疫重大阶段性胜利的政治制度，同时在危机变局下维护所谓民主社会的制度优越感及其话语和舆论同盟。美国维护自身话语优势和舆论霸权的手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借助自身渠道和能力优势，设置国际舆论议程，占据后疫情环境中的话语高地；第二，用病毒溯源的简化归因论，将疫情所揭露出的本土和全球治理问题进行遮蔽，从而起到转移国际媒体和受众注意力的效果。这一做法很容易引起同处矛盾中的话语联盟国家的共鸣，形成“乐队花车”式的从众心理，共同将泄愤的心理目标和追责的政治目标指向中国。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来说，通过病毒溯源这一聚集公众注意力和诉诸泄愤心理的调查行动，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一政治操弄来转移国内矛盾，缓解对政府的信任赤字，实现对外传播为国内政治服务的目的。显然，病毒溯源是一个美方隐藏在国际传播和舆论战之中的政治计谋。我们要看到这一前台和后台的逻辑，避免陷入简单的、看似只有一个准确答案的“真相在哪里”的论争。因为，永远找不到真相很可能就是最后的真相，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可能已经达到了某些政治、经济和宣传目的。病毒溯源无疑是美方设置的一个话语陷阱。

　　最后，美方病毒溯源有着比较明确的利益诉求，这是此类国际舆论价值链的最末端，也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构成部分。通过发动病毒溯源调查，美国政府预设了所谓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赔偿责任。这一结论的得出甚至根本不需要调查，在调查发起之初就埋好了。所谓赔偿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各国防疫成本，另一个是经济衰退成本，从而逼迫中国在相关协议上让利，进而在总体上对中国进行打压。制造舆论的背后是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这是国际传播价值链的完整逻辑。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到美方病毒溯源的符号逻辑和传播逻辑，以及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力。因此，我们不能被美方这一议程带着走，不走入美方这一话语陷阱，而是找寻问题背后的美方权谋，分析美方话语联盟的构成，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性斗争。90天可能是一个故事的结束，更可能是更多故事的开始，我们需要有智慧，更需要有耐心。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姬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