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接受一家英国媒体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下的美国政治比越南战争时期更加分裂，期望中国“西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合理策略。著名经济学家和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在与拜登总统午餐会后心情沉重，原因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内部分裂已使各自党内极端派得势，两党妥协的“民主精神”荡然无存，拜登甚至表达了其能实现“统一西方（联盟）”却无法实现“统一美国”的担心。确实，当前美国内政对外交影响之深刻，堪称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强烈的阶段。

　　首先，美国作为“民主灯塔”是值得他国效仿的榜样以及拥有 “民主使命”可对他国进行内政改造，这些华盛顿政治精英长期以来编织的关于美国世界地位与功能的“话术”，正在被其自身国内实践证明是越来越滑稽荒唐的。美国政治精英持有根深蒂固自我优越的“天命观”和以己度人的“责任论”，这些论调实际上已经被在美国自身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大危机及大冲突所否定。19世纪内战、20世纪大萧条、21世纪的当下，人们看到的是美国社会与政治的高度分裂或“极化”及其相应导致的内战或深刻大危机。

　　当前美国国内密集爆发的政治极端化、社会暴戾化、经济两极化、族群撕裂化等现象，无不是美国自身处于又一个大危机前夜的征兆。近年来，美国国内官员或学者关于当前的美国处于“又一次内战边缘”的警告不绝于耳，相关著作更是不断涌现。而近日美国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关于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被定性为“未遂政变”，更淋漓尽致地暴露出美国自身民主实践之衰败的客观现实。美国政治的“民主之殇”越来越明显，从国内民粹势力泛滥，到民粹政客翻江倒海的势头难退，都预示着美国更大政治危机行将到来的悲剧现实。一个自己民主质量都如此不堪的国家，怎么能做到对自己民众负责，对别国负责呢？当下主导美国外交事务的政治精英如此脱离本国民众和现实，其外交逻辑更不可能会被他国理解和接受了。

　　其次，在当前美国国内病态的政治环境下，其外交精英规划的所谓以筑牢“价值观”联盟来推进自身霸权规划的战略，很难具有强力推进下去的可持续性。美国外交剧烈的“左摇右摆”在近几年已广为人们所知，政策“前任建，后任拆”的循环大概率会在接下来数年反复呈现。

　　因今年意外爆发的俄乌冲突事件，拜登政策团队自认为成功再筑且统一了西方联盟，并试图以煽动亚太区域危机的方式来改进亚太联盟架构。然而，此努力目前的进展，很大可能会因美国国内已相当明晰的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后国会影响力增强以及2024年共和党大概率重新占据白宫的前景而遭遇挫折，届时“盟友责任论”“贸易保护论”及“外交整体民粹化”将再次回潮。当前拜登团队几乎所有自认的系列“外交成就”，很难在美国这样极端政治变化中得到持久维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密切关注美国政治的那些盟友最近数年已感受过“付出”但被美“出卖”的教训，其对美国政策的信心及其各种承诺或行动后果，不可能不会抱有质疑，“价值观外交”的现实功能更是因美国自身民主质量的急剧衰退而下降。

　　面对国内政治濒临“内战”的严重“分裂化”以及价值观外交的“滑稽化”，美国确保其霸权的最关键途径是制造或煽动大危机，这是将美国国内综合性危机和外交摇摆性导致的信誉危机暂时搁置化解的节省“经济方式”。当然，这也是当前美国处理对外战略性议题的最突出特征。

　　总的来看，美国政治精英应该比较清楚其国内与国际政治现实，但其推动实施的内外政策表明，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想化解这个国家面临的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相反是以脱离本国民众诉求与时代趋势的方式强行塑造一个他们“想象的现实世界”，带来的是一个更具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分裂世界。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民的悲剧。（作者李海东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