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九）

　　面对艰苦的环境、狡猾凶残的敌人，中国战士不仅作战英勇、斗志顽强，而且战术机动灵活——尽管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正规的军事训练。

　　在苏联的文献中，记录了不少中国战士的故事——

介绍苏俄红军中国军团的《星火》杂志2017年第19期

　　“多智军师”陈柏川。1918年春天后，在阿穆尔河左岸和布列雅河流域，活跃着一支红军游击队，其中有不少中国战士，陈柏川是其中一位。1919年夏天，这支队伍壮大到一万人左右。为了灵活机动，队伍化整为零，陈柏川成为安东诺夫领导的“老头子”游击支队副队长。他回忆说，到1919年冬天，“老头子”游击支队人数达到五百人，其中一半为中国人。陈柏川打仗爱动脑子，是队伍里出名的“智多星”。他说：

　　每次打仗前，安东诺夫和我都会骑上马，去观察敌方阵地，部署队伍。我喜欢琢磨，总会对究竟如何打提出自己的看法。每当这时，安东诺夫都会认真听，有时还让我重复几遍。他总是肯定我：“干得好，干得好！”

刘永安著《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人们》

　　“双簧战术”孙子斌。1918年，维内迪克托夫带领一支红军部队从库班撤退，在卡拉奇村遭到哥萨克叛军袭击而牺牲，他的副手斯康达科夫接管指挥权。这时，部队弹尽粮绝，还有许多伤病员。部队排成“一”字行，伤病员被安置在队伍中间。哥萨克人不断袭扰、打冷枪。红军并不还击，而是抬起倒下的人，继续往前走。哥萨克人得到增援并发现红军没有弹药后，策马挥刀杀来。这时，红军中一群中国国际主义者站了出来。中国人的指挥官叫孙子斌，似乎从喉咙中发出了某种命令。随后，中国士兵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冲向进攻的哥萨克人。前面的人故意暴露在马刀之前，以诱来哥萨克骑兵攻击，然后突然蹲下，迅速躲到后面同伴的步枪下。说时迟那时快，扑空了的哥萨克骑兵被第二个中国人用步枪刺刀刺中。看到中国人战术得手，敖德萨支队的水兵们高呼“冲啊”与敌人搏斗，其他人跟着冲上去。

　　“巧计惑敌”王树山。苏联文献记录了1918年斯皮里多诺夫支队的红军中国士兵从佩兴加撤退时的一场战斗。当时，每个士兵平均只有五发子弹。王树山指挥的十个中国士兵负责保卫肯姆车站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他们在这里设置了一道防线，为大部队争取撤退时间。

　　油画“战斗中的瓦西里·恰巴耶夫”——恰巴耶夫（夏伯阳）是苏俄内战期间涌现出来的红军优秀将领，曾在乌拉尔、伏尔加河左岸地区与哥萨克白卫军等作战

　　如果像以前那样构筑防御工事阻击敌人，这么一点儿弹药显然难以完成任务。于是，中国士兵拆除铁轨，换上修路工服装，拿起镐、铲、锹，装模作样地“修路”。很快，白军骑兵探子赶到这里。这些中国人一窝蜂涌向他们，要求白军发放面包和钱。几名英国军人走了过来，听了白军解释后，没有理会这些中国人，而是开始检查铁轨和路基受损情况。中国人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英军和白军，拿出藏在垃圾下的步枪，近距离消灭了这伙敌人，随后拿着缴获的武器撤退。

　　“智俘坦克”车阳智。1919年，以车阳智为首的九名中国志愿人员被编入库班红军第三骑兵团。哥萨克人为他们准备了斗篷、马刀和库班帽，善意地取笑中国人不会骑马。当年秋天，该团向利斯基村进攻。起初，进攻很顺利。但很快，英国坦克从屋后杀了出来，机枪向红军士兵疯狂扫射。中国人所在的骑兵连连长、副连长英勇牺牲，全团被迫撤退，而英军坦克紧追不放。这时，浓雾降临了。为获得下一步行动命令，敌人派一名坦克兵回村里，其余的人原地待命。在大雾掩护下，九名中国人悄悄接近坦克，将步枪伸进坦克里，射杀所有乘员。见势不妙，另一辆敌军坦克立即发动、逃离战场。那辆被俘的坦克，1919年11月7日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

　　1920 年 10 月，苏俄红军南方方面军司令伏龙芝、南方方面军战略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和南方方面军工兵副司令、未来的红军英雄卡尔比舍夫等人在一辆缴获的英国惠比特坦克上合影

　　“乔装侦察”王成友。在维亚特卡省南部有一支茹可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领导的红军部队，其中有一支十二人的中国小分队，分队长王成友胆大、心细，多次成功完成侦察任务。

　　1918年7月，维亚特卡省南部发生了由前沙俄上校斯捷潘诺夫发动的一个红军团的叛乱。当时红军领导机关对这次叛乱的情况一无所知，必须尽快弄清楚这个红军团是否全部参加了叛乱，包括叛军人数、叛乱地点、征用村民以及当地老百姓对叛乱的态度等等情况，这对平定叛乱至关重要。

苏俄红军解放叶卡捷琳堡

　　王成友主动请缨，装扮成一个沿街叫卖的货郎，侦察了十天。他从村里广场上叛军的训练队伍、买东西的老百姓那里了解到很多情报，例如叛军总人数约一千人并征用了几名前沙俄军官，叛军自认为最坚固的据点、军力配备情况等。此外，王成友还掌握了一个重要情报，即叛军正准备向维亚特卡方面转移，这对红军来说是很危险的。根据王成友侦察得来的情报，红军领导机关果断出击，发起强攻，一举消灭了叛军。

　　中国战士在战场上不畏牺牲、冲锋陷阵，凭借自己的英勇、智慧立下赫赫战功。许多红军指挥官甚至注意到，中国士兵战斗时与众不同——他们不是匍匐射击，而是盘腿坐着。虽然这样危险性更大，但中国人感觉这个姿势更方便，最重要的是更容易看清楚射击目标。

苏俄政府派遣到中国的特使越飞

　　然而，华工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俄国而英勇战斗，却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极端恐慌。1918年9月28日，日、英、美、法、意、比、葡国家的驻华使节就此事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苏俄内战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绝大多数旅俄华工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但北洋政府的外交文书却屡屡声称“华工是被迫的”。这也不难理解，北洋政府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与列强采取一致政策，拒绝承认新生苏维埃政府。1918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向苏俄的西伯利亚派兵，配合帝国主义者向布尔什维克进攻，苏俄与北洋政府关系降至低点，最终造成中东铁路停运，双边经济关系完全中断。

苏联“国家出版社”1926年出版的孙中山《中国革命者笔记》

　　1921年8月和1922年7月，苏俄政府派遣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作为特使抵达北京，希望与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接触并建立合作关系，但由于在中东铁路、苏军出兵外蒙古等问题上双方分歧巨大，北洋政府拒绝，越飞无功而返。自此，苏联对华政策转向，开始支持孙中山和位于广州的国民政府。

　　孙中山希望十月革命成功，人民生活变好，反对列强干涉。1918年4月，孙中山以南方国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义给列宁发去电报，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最早的声援。随后，列宁同孙中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

　　1918年12月，在俄中国工人组织在彼得格勒召开会议，决定所有华人组织联合成立“旅俄华工联合会”，会员大约六万人。会议向全体中国人民发出呼吁，反对北洋腐败政府，支援俄国革命。该组织的成立，建立和促进了两国人民的革命联系。

　　1920年，孙中山和旅俄华工联合会积极通信，这对他的思想和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场主席台并排悬挂列宁和孙中山的画像，列宁和孙中山被大会推举为联合会名誉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亲自到会并致贺词。

举行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莫斯科联盟宫

　　会前，联合会主席刘绍周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发去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通报孙中山和列宁当选为联合会名誉主席，“大会决定邀请您前来俄国，以便使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您——中国革命领袖的思想”。第二封电报是代表大会通过的“旅俄华工致国内同胞书”的文本。7月13日，孙中山指示《民国日报》刊出“致国内同胞书”，并草拟回电进行声援。

　　孙中山与苏俄方面往来活跃，极大帮助他正确认识苏俄内外政策。而列宁也密切关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孙中山的活动很感兴趣。1923年1月，苏联特使越飞从苏联前往上海，与孙中山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问题。1月26日，双方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结成联盟，从此双方关系进入崭新阶段。

　　文/韩显阳

　　素材来源/韩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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