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宣布，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一举措令世界瞩目。世界各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COP15) 必将取得成功，并热切希望中国能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人类需要与自然建立新的契约关系。

　　在2010年日本名古屋生物多样性大会召开之前的几年里，我作为当时的挪威环境部长，与巴西环境部长共同牵头，推进相关谈判进程。在那次会议上，世界各国代表聚集一堂，就如何分享大自然赠与我们的经济利益达成一致。多年的协商，漫长的谈判，浓浓的咖啡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制定出了“爱知目标”，达成了一份利益共享的协议。那一刻，时任日本环境大臣带着疲倦而又欢快的神态大声呼喊起来。我们都很高兴，感觉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是全球自然保护领域所取得的最近一次突破性进展。11年后的今天，昆明为我们提供了继往开来的大好机会。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我们在这次会议前已经看到了一些“好兆头”。

　　上个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退出海外煤电项目，为全球集体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声明对外宣布之前，中国发布了《对外投资与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强调在海外投资的整个过程中要保护自然环境。气候与环境议程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的这一决定无疑将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效益，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环保技术的发展。中国将在太阳能、风能、绿色氢燃料和电动汽车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这对气候和自然保护事业来说是个重大利好。

　　今年7月，中国基本完成了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规定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不低于全国陆域土地面积的25%，这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有望将保护范围比例扩大到30%。“红线”为保护最濒危的自然环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比如在人口稠密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虽然生态保护红线战略是中国因地制宜的举措，但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最佳实践，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帮助世界各国解决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长达10年的长江禁渔令将带来鱼类的大量回归。这一举措旨在恢复生态系统，保护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物种，极具远见卓识。但是，尽管禁渔令具有巨大的长期生态效益，在短期内却会给渔业人口的生活造成阵痛。作为一个挪威人，我对这其中的种种困难深有体会——当年我们为了在北海恢复了一度枯竭的鲱鱼和鳕鱼种群，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近年来，中国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增长。野生大熊猫、亚洲象和野生藏羚羊的数量显著回升。除了野生动物保护，中国还运用人工繁殖技术，把野马、麋鹿等物种从濒临灭绝的边缘“拉”了回来。作为世界上最受人喜爱的动物之一，有600多只大熊猫就是通过人工繁殖技术诞生的。

　　大熊猫还是世界濒危野生动物的典型代表，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中国修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覆盖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是中国新的国家公园体制的一部分。中国已设立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致力于保护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它们分布于十余个省区市，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20余万平方公里。总的来说，世界需要更多像这样的新保护区。

　　此外，中国在国家公园试点区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态治理措施，如建设生态廊道、清除外来物种、恢复裸露山区植被等。

　　几十年来，植树造林一直是中国环保工作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气候变化，更好地保护自然栖息地，到2025年，中国将每年新增造林3.6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可能不那么直观，这么说吧：中国每年的绿化面积超过比利时整个国家的领土面积。

　　为了保护海洋物种，中国正大力投资海洋科学，加强水域管理。辽宁、河北、天津等沿海地区均建立了海洋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和海龟等稀有或濒危海洋物种的家园。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我有幸为河北省塞罕坝林场建设者颁发了“地球卫士”奖。经过三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这片位于蒙古沙漠边缘，寒冷且荒芜的土地，如今已绿树成荫。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塞罕坝考察时指出，“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全党全国人民要发扬这种精神，把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好。”

　　本着同样的精神，中国将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们一道，为我们的地球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索尔海姆）